为什么不能仅以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

为什么不能仅以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

一、GDP在反映经济增长方面的片面性 以GDP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以量化指标为特征的制度安排,它体现了在核算期内,经济总体中各机构单位、机构部门及其之间的经济关系,如产出、投入、效益之间的生产关系,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关系,消费与积累的关系,储蓄、实物投资与资金融通的关系,资产、负债及净值之间的存量及变动关系等.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完整描述经济总体运行过程及结果的核算框架,GDP反映了经济生产过程的最终成果,可支配收入反映了经济分配与再分配过程的最终成果,储蓄反映了经济生活中收入与消费、积累的相互关系,资金余缺反映了经济储蓄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期末资产净值反映了在期初资产净值基础上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最终累计成果.“GDP、可支配收入、储蓄、资本形成、资产净值”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最重要的指标体系,他们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形成了完整的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指标链. 从现实分析,我国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度量,由于种种原因并未使用这一完整的指标链,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地使用了GDP指标作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 但是,单凭GDP增长并不足以说明经济发展的有效程度,如果不结合资产存量的规模与结构及其变化,就会失去对增长成因的深入分析,也不利于我国在增长中财富的有效积累.例如,GDP的高速增长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关,投资的高增长拉动了GDP,而“外资”又是我国投资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但社会资产特别是金融资产使用效益下降的现实反映了投资的有效性和资产的有效性并不尽如人意. 1996—2000年的五年间,我国经济比上年分别增长9.6％、8.8％、7.8％、7.1％、8.0％；资产净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6.62％、24.10％、14.69％、8.42％、9.97％.其中固定资产分别比上年增长21.39％、25.71％、12.16％、10.20％、12.34％；金融资产分别比上年增长30.02％、8.22％、14.16％、10.74％、15.32％.由此看出,当前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托固定资产高投资和金融资产规模的高增长.这说明,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金融资本市场和负债经营（如利用内外资）方式；但同时也说明了,我国经济增长主流趋势还未脱离规模数量型扩张的增长模式. 从资产的结构看,以1996年为例,非金融资产、固定资产、金融资产、资产净值分别占总资产的37.65％、28.07％、62.35％、37.12％,根据“资产=负债+净值”的平衡关系,该年金融负债比重为62.88％,高出金融资产0.53个百分点,属于资本净流入年.同理,1997~2000年,金融负债比重分别为60.93％、60.15％、60.42％、61.61％,分别高出金融资产3.70、2.05、1.49、1.67个百分点,亦均属于资本流入年.“外资”是我国这一时期的主要投资资金来源之一. 二、长期以来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主要因素国内投资和外资的利用效益不高 首先,投资的有效性和资产的有效性不高,浪费了大量的资金.这对货币资本相对不足的我国来讲,应是政府给予充分考虑的问题.现实经济领域中,3%的建筑中介费、层层转包的转包费、去年一年72亿的投资决策损失、部分进口设备的闲置或遗弃、某些新建厂房的报废及重复建设造成的生产线能力30%的利用率,等等现象,均使得投资的有效性、资产的有效性远小于1.其次,外资的利用效率下降.1995年,我国GDP与对外金融负债的比率为6.570,2000年则为2.047；1995~2000年对外金融负债（外资）年均增长3.3%,而“外资”使用效益年均下降2.3%.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规模逐年扩大,但外资使用效益却逐年下滑. 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政府宏观调控以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测度出现了“一花独放、众花凋零”的局面,既只单纯的使用了GDP一个流量指标.但是,我们在得到单位GDP的同时,却在占用着越来越多的资产存量,即在耗费着越来越多的资金或资源.我国是个资金相对缺乏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了巨大的国内、国外资金,仅2000年比1999年,我国的国内金融负债增加15.54％,国外金融负债增加16.25％,但金融资产使用效率却下降了1.11％. 仅从经济流量与经济存量相结合方面,我们就不难看出,经济领域的单纯以GDP作为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唯一尺度是片面的.重视经济流量与经济存量的有机结合,重视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的数量关系测度,重视更全面、更长远、更协调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即政府综合决策机制的形成则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必由之路和优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片面使用GDP这个流量指标,使人们忽视了资产存量或财富的积累.在我国遇到诸如洪水灾害或SARS瘟疫带来的损失时,人们大都采用了习惯的思维方式即“坏事能够变为好事”,误认为能够在救治、恢复、重建中增加GDP.这种认识实际上体现了“灾害减少财富存量不可怕,它可以有助于促进流量的再增加”的错误观点.我认为,这根本不是正常、完整意义下的经济增长.在注意财富的积累方面,经济发展国家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他们的GDP增长率不高,但是财富积累很快.和经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一些城市总是“喜新厌旧”,不断的拆旧楼盖新楼,马路也是挖了填、填了挖,…….我国GDP增长率连年很高,但是财富损失的也快,资产积累、财富积累速度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与“GDP至上”有一定关系. 三、以GDP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适于可持续发展 即使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协调地应用起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上述经济分析上的缺陷；但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上看,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还有更深层的缺陷.在国际上,这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受到强烈批评是近20多年的事.环境问题是这一批判运动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GDP不能全面地覆盖经济福利的内容,也不能充分反映当前和将来的福利变化.仅就反映当前福利来说,经济学家就开出一个长长的“问题清单”：一是取向有偏差：GDP只限于对经济中那些市场化、货币化了的部门之评价；二是外部不经济性盲区：它只能较充分地反映私人成本,对反映社会成本则远远不够；因无市场价格,像资源耗竭、生态退化带来的损失也往往无法计入；三是一些决定经济福利变化的因素被忽略了,如没有定价的自然资本的流量和存量,以及没有发生交换的自然资源价值等；四是一些“假冒伪劣”福利：某些“抵御性”活动,如在环境污染情况下居民不得不采取的保护自身健康的措施,也被计入GDP,好像污染的环境使福利水平提高了；五是忽视环境资本的折耗,相对于人造资本（如机器）的折旧补偿,这是一种明显的“处理不对称”. 由于事实上,GDP已经被大多数人当作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度量,所以上述问题会带来一系列有误导性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误导在于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退化的代价没有反映,这实际上鼓励了对自然资本的浪费与破坏.正如经济学家戴利所指出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是将收益（部分服务的价值）、成本（流量的价值）和存量变化（净积累）这三者加总到一起,而发展经济学分析最需要的是比较成本和收益,而不是它们的总和”.另一个误导性的后果是淡化或贬低了那些与大多数人的幸福及与可持续发展最相关的一些内容,例如公共卫生和公共教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