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没促进黄河流域的统一吗?为什么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没促进黄河流域的统一吗?为什么
简明的答案最好

促进了
第一目 “北魏的崛起与统一黄河流域”
这一目主要介绍了北魏的崛起,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的过程、原因和影响.
（1）北魏的崛起
鲜卑拓跋部的祖先居于大兴安岭附近.1980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东侧的嘎仙洞中,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拓跋焘派李敞祭祖先时刊刻于石壁之上的祝文,全文19行201字,内容与《魏书·礼志》一书所载大致相同.大约在西汉时期鲜卑拓跋部形成部落联盟.魏晋之际,迁移到了鄂尔多斯草原,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号称有骑兵四十多万.314年,西晋政府为了利用拓跋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允许他们进入今山西省长城之内的五县之地,拓跋部的首领被封为代王.此后,拓跋部吸收汉族的文化制度,“始置百官,分掌众职”,又制法律,代初具国家规模.376年,前秦苻坚发幽、冀、并三州兵30万,灭代.代王拓跋什翼犍的六岁孙子拓跋珪随母亲贺氏逃至匈奴贺兰部避难.383年,淝水一役,苻坚被东晋战败.前秦政权土崩瓦解.臣附于秦的各派势力纷纷举兵反叛.北部中国重新陷于分裂.386年正月,拓跋珪被推立为代王.不久,拓跋珪放弃原来西晋的封号,改称魏王,都盛乐,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又称拓跋魏、元魏、后魏.拓跋珪对外进击强敌,逐渐将北魏的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398年,把都城由盛乐迁到平城.399年,正式称帝,是为道武帝.拓跋珪在建立北魏和进取中原过程中,对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适应中原地区的需要,并促进鲜卑的封建化和向农业定居过渡.首先,拓跋珪离散鲜卑诸部,分土定居,以从事农耕或进行定居牧放,不准随便迁徙,变部落民为国家编户.其次,实行“计口受田”,“劝课农桑”,扩大屯田,减轻租赋,并徙民以充实京师,发展农业生产.再次,注意延揽人才,吸收汉族士人（如任用当时名士崔宏）,制定朝廷典章制度,按照周秦以降中原王朝的规模,建立北魏朝廷.在保存汉人原来的社会制度和采用汉人原有的租税制度的同时,拓跋氏与汉族世家豪强也逐渐相互交融结合.还有,注意培养人才,通过设立太学,用儒家文化教育青年子弟,太学生多时达到3 000人.拓跋珪所建立的国家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奴隶制特点,但决定其社会性质的因素基本上是属于封建制的,只不过尚未成熟而已.
(2)北魏统一北方
424年,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戎车屡动,频频征讨,431年灭夏国,436年灭北燕,439年灭北凉.自西晋灭亡以后,北部中国纷纷扰扰了一百二十余年,至此复归于统一.北魏重新统一北方,创造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为各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拓跋部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受到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随着黄河流域的重新统一,自拓跋珪时就已开始的封建化进程在拓跋焘统治时期出现了一个飞跃.拓跋部封建化的主要途径是与汉族士人相结合,吸取汉族传统的统治思想、经验和政治制度.拓跋焘统治时,将这种合作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拓跋焘统治时期通过兼并战争,搜罗各个割据政权中有才识的汉族士人为己所用.
政治上,拓跋焘积极吸取汉族传统的统治经验和政治制度.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着力整顿吏治,多次下诏令严厉制止官吏的贪残行为,通过巡行察访了解官吏政绩,不称职者罢免,有恶行者处之以法；进一步修订律令,征用汉族士人崔浩、游雅、高允等先后三次更订律令,大量吸收中原汉族律令条文,使之更适合汉族情况.这样,拓跋族的封建化在政治上逐步加深.
经济上,拓跋焘也吸取了汉族统治阶级的传统政策,劝课农桑,崇尚节俭,按人口分配土地,使拓跋部由畜牧经济为主的游牧生活逐渐转向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生活,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
思想文化上,拓跋焘倡导儒学,崇尚文教,兴办学校,整理经籍,修编国史.拓跋焘采取的崇尚文教政策,使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很快地为拓跋部所熟悉和接受,因此,后人司马光和胡三省都说：北魏自平凉后,儒风始振.尤值一提的是,随着学校的建立,教育的发展,儒家经典的整理刊行,提高了拓跋部的汉文化水平,培养了一批精通儒家学说的拓跋部知识分子,从而成为以后孝文帝改革的社会基础与思想基础.
教学建议：先由学生根据教材归纳概括北魏崛起和统一黄河流域的过程；再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论回答：十六国后期,北方政权林立,为什么北魏得以统一?北魏拓跋珪和拓跋焘祖孙是怎样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学习汉族先进文化有什么影响?北魏统一北方有什么影响?对教材提供的鲜卑族拓跋部的嘎仙洞遗址、拓跋珪图片和崔浩画像,教师应简介引导.利用多媒体等将“北魏帝系表”“南北朝对峙图表”展示给学生.
第二目 “社会改革迫在眉睫”
主要讲北魏面临的社会矛盾和统治危机.教材分析社会矛盾和统治危机来自三个方面：
（1）北魏政权制度建设的欠缺造成的阶级矛盾尖锐
拓跋珪所建立的封建国家还是很不健全的,带有很大的原始性和过渡性.南朝人称北魏政权是“胡风国俗,杂相揉乱”.教材主要叙述了两点：一是在政权的基层统治方式上实行宗主督护制,二是在赋税制度上的混乱.
西晋末年至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仍,世家大族将家族、部曲武装起来,修筑坞堡,缮制甲兵,割据一方.许多逃避战乱的农民相率投奔他们.他们乘机侵占田地,封锢山林,隐瞒人口.一家豪强地主往往拥有数百家、数千家乃至上万家佃客或部曲.这些佃客或部曲是豪强地主的“苞荫户”,豪强地主则被称为苞荫户的宗主.北魏政权攻占中原后,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就承认了宗主对于苞荫户的剥削和奴役的权利,并且以宗主对于苞荫户的统治作为地方基层政权,任命世家大族为宗主,督护百姓,于是就形成宗主督护制.苞荫户多数没有户籍,是地主的私家人口,所受剥削和奴役极重.可见这种制度只对大地主有好处；对广大农民只有痛苦,没有好处；对封建国家来说,则只是为巩固初建立的政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赋税的征收和徭役的调发都极为不利.
北魏前期征税,由“县宰（令）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分为“三等九品”.九品是根据资产多少而规定的赋税高低的品级,三等是按不同等第将税送到不同地区.可是实际在征税时,并不按这个九品征收.一方面,这是由于世家大族已经隐瞒了大量的田地和人口,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贫富莫辨的情况,如《魏书·李冲传》曰：“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另一方面,也由于官吏们畏于权势,多与地主勾结,“纵富督贫,避强侵弱”,地主所交纳的不多,而广大劳动人民却负担沉重.此外,北魏临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调发是很多的,主要也是加到劳动人民头上.所以,九品混通虽有其名,而流弊是严重的.
（2）民族矛盾激化
北魏建立初期,还是一个文化水平较低,社会发展落后的部族.在进入中原过程中,虽因采纳了一些汉族地主的建议和受中原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而逐渐封建化,但孝文帝改革前,北魏尚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期间,长期大规模民族征战的不断取胜形成了北魏贵族集团的民族优越感和歧视其他民族的心态,除了野蛮的屠杀外,还将大量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变为奴隶和杂户（身份低于佃客,略高于奴隶）；在战争时,往往驱使汉族和其他各族的人充当步兵,在阵前冲锋,鲜卑骑兵则在后督阵,并任意纵马践踏,从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的矛盾,出于政治、经济利益和民族差异的原因,鲜卑贵族对汉族地主存有戒心,处处压制汉族地主势力；汉族地主虽被纳入统治集团,但并不掌握实权,长期的正统观念使他们在内心又瞧不起鲜卑贵族；鲜卑贵族常因意见不一对汉族地主横加屠杀,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的辅国元老崔浩被杀,除因撰修北魏史书直笔实录得罪当朝统治者外,深层原因还有汉族地主与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这些都使西晋以来因“五胡内迁”产生的民族矛盾严重恶化.民族矛盾的恶化尖锐,严重威胁着北魏统治的稳固.
（3）各地人民起义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引发了445年陕西关中地区卢水胡盖吴领导的武装起义.关中地区自魏晋以来已成为多民族聚居区,这里生活着汉、匈奴、氐、羌、鲜卑、卢水胡各少数民族,西晋时人江统曾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北魏征服关中后,对这里的各族人民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盖吴曾领导了一次起义,盖吴,卢水胡人,卢水胡是匈奴别部,因居于卢水而得名.起义爆发后,北魏长安镇副将元纥率军前往镇压,被击败.于是,关中各族人民尽皆响应,起义军扩大到十万余人,北魏关中统治摇摇欲坠.拓跋焘亲自领军征讨,他采取分兵牵制、各个击破的策略,几经周折才将起义镇压.在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拓跋焘对沿途响应起义的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杀戮,力图以民族高压政策来扼杀反抗斗争,暴露了其统治者的本性.史书记载,自北魏建国至孝文帝执政前近一百年间,北魏境内各族人民起义多达八十余次,这些起义沉重打击了北魏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