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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好明天的路
谁应该为唐山留下的遗憾负责?找不到具体的人,只能从体制上寻找原因,这也是我们这个体制的特征之一.已经从河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系退休的王子平教授参与市政协的工作多年,参加过唐山从“七五”到“十五”四个五年计划的讨论,深感地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短视现象.
近20年来,唐山经历了约10任市委书记,任职两三年就算比较长时间了,新一任领导有理由延续前任制订的发展规划,也有理由进行改变.这就导致没有人为这个地方做长久的谋划.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杨立元教授在谈到唐山在文化建设上的迟滞时也从这个角度进行解读：文化建设是长期的任务,考虑文化是升不了官的.
上个世纪90年代,民营资本开始在唐山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但民营资本关心的只是利润,于是大量涌入小钢铁、小煤窑、小水泥等“五小产业”,高峰时期,唐山一度有上千家炼钢厂并存,有的小钢厂就建在县城的中心区.这些小钢铁厂以高能耗和高污染为最主要特征,同时占有了大量耕地.唐山市土地局的崔光华说,小钢厂进入门槛低,不到100万的成本就可以建成进行最简易的生产,但产品质量极差,有些小钢厂生产的罗纹钢很脆,装卸的时候摔到地上就能摔断.地方政府在GDP的刺激下,为这些小钢铁厂提供保护,每一级政府跟上面顶着干,上级勒令关停,就改在晚上开工.
唐山年钢产量超过4000万吨,唐钢在其中不过占了1000多万,可见民营资本在唐山的支柱产业中所占比重是相当高的,但是民营经济在唐山的发展造就了一批暴发的富人,并没有真正起到“富民”的作用.
唐山师范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孙秋生教授认为,唐山市的发展模式源于资源型城市对数字扩张的本能迷恋,改革开放以来的超强度开发让这种发展模式对三个极限提出了考验：资源极限、生态极限和人们对于改革信心的极限.国家的“十一五规划”明确规定了唐山在环渤海经济区的定位,他担忧唐山在“市场需求”、“角色分工”等理论的光环下,再次激发数量扩张的冲动,忽视或掩盖其它风险,如国内经济发展的大走势,国家宏观控制力度的加大及产业政策的不断变化都会使房地产业、制造业等对原材料的需求产生巨大波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之变化纷繁复杂也会对原材料进口（如铁矿石、石油等）及原材料制成品出口价格、运输价格产生巨大影响.
根据官方数据,唐山市的钢铁企业目前已经整合到30家左右,关停小钢厂的标准不断提高.官方提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分依赖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市委书记张和提出“用蓝色思路改变黑色煤都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步骤莫过于曹妃甸深水港的建设.
作为开发曹妃甸的最初倡议者,孙秋生教授认为,生态环境承受力早已不堪重负的唐山现在需要的不是粗放的量的扩张与增长,而是以曹妃甸工业园区为契机、以循环经济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大港口、大带动的优势,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他特别强调发展优质第三产业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发展三产是使唐山经济的发展能惠及全体百姓,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最佳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