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作文网班固的人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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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的人生简介?
班固（建武八年32年－永元四年92年）东汉官吏、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班彪之子,字孟坚,汉族,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东北).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潜心二十余年,修成《汉书》,当世重之,迁玄武司马,撰《白虎通德论》,征匈奴为中护军,兵败受牵连,死狱中,善辞赋,有《两都赋》等.
班固的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曾祖父况,举孝 班固
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大伯祖父伯,受儒学,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祖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与刘向校理秘书.祖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 班固自幼聪慧,九岁能诵读诗赋,十三岁时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 明帝时,曾任兰台令史（中央档案典籍管理员）,秩俸为二千石,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成《世祖本纪》,升迁为郎,负责校定秘书.又与人共同记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 章帝时,班固职位很低,先任郎官.建初三年（公元78年）升为玄武司马,是守卫玄武门的郎官中的下级官吏.由于章帝喜好儒术文学,赏识班固的才能,因此多次召他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常随侍左右.奉献所作赋颂.对于朝廷大事,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讨论,曾参加论议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 建初四年,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观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其目的是广泛动员经今古文学派的力量,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加强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在这次会议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与窦宪本有世交之谊,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关系更为亲密.永元四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洛阳令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同年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此时所著书,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 班固著汉书未完成而卒,和帝命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东汉皇家图书馆）所存资料,续写固之遗作,然尚未毕便卒.同郡马续,乃昭之门人,博览古今,帝乃召其补成七“表”及“天文志”. 此外,班固也是东汉最著名的辞赋家之一,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
编辑本段生平年表
祖父班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曾祖父班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 父亲班彪,曾被光武帝拜为徐县令,后来专心于史籍研究,编写《史记·后传》数十 班固
篇,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 班固从小受父亲治学思想的熏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 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为父亲服丧.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 永平元年(公元58年)班固向当时辅政的东平王上书,受到东平王的重视.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抓,书籍也被查抄.幸得其弟班超上书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掌管和校定图书. 明帝时,曾任兰台令史,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成《世祖本纪》,升迁为郎官,任典校秘书.郎官职位很低,但班固深得皇上喜爱.此后又与人共同记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计用20多年,至章帝建初中期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 《汉书》. 章帝时期,班固看到京师大兴土木,而关中父老犹望朝廷西顾,于是就上《两都赋》 ,“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受到章帝肃宗的赞赏,因此也更得章帝的宠幸. 建初三年（公元78）升为玄武司马,是守卫玄武门的郎官中的下级官吏.由于章帝喜好儒术文学,赏识班固的才能,因此多次召他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常随侍左右.奉献所作赋颂.对于朝廷大事,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讨论,曾参加论议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 建初四年,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观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其目的是广泛动员经今古文学派的力量,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加强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在这次会议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 ,又称《白虎通义》 . 章帝后期,班固辞官回乡为母亲服丧.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与窦宪本有世交之谊,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关系更为亲密.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洛阳令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同年死于狱中,终年61岁.[1]
编辑本段主要事迹
洛阳求学
班固自幼接受儒学世家的良好教育和熏陶,加之班固聪明好学,9岁就能写文章、诵诗赋了.当时,父亲班彪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学者,好多人都前来拜他为师或与他探讨学问,受父亲朋友辈学者的影响,班固开阔了眼界,学业大有长进.后来,父亲有意续写《史记后传》,开始阅读大量汉朝典籍.在父亲的影响下,班固也开始留意汉事.这时,著名的思想家王充正值青春年华,从会稽老家来到京城洛阳游学,他景仰班彪在学术上的高深造诣,也前来拜班彪为师,虚心求教.王充对于班彪的著史事业充满敬意,称赞班彪的著述可与太史公、扬雄媲美.由于他经常到老师家中请教,与年纪比他小五岁的班固逐渐熟悉起来,并对少年班固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的一天,王充又来向老师请教,恰好班固也在客厅里,并对他们谈论汉事不时插上一二句颇具见识的话语,王充听后十分惊奇,不禁抚摸着班固的后背,对老师说：“此儿必记汉事”,认为班固将来必定会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 随着年龄的增长,班固开始不满足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为了进一步深造,班固于16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在这里,他用功苦学,贯通各种经书典籍,不论儒家或其他百家学说,都能深入钻研,同时注重见识,并不拘守一师之说,不停留在字音字义、枝枝节节的注解上,而是要求贯通经籍的大义.这是他日后能够成长为一代良史的极重要条件.在这里,班固结识了崔胭、李育、傅毅等一批同学.由于班固性格宽容随和,平易近人,不因为自己才能出众而骄傲,所以得到了同学及士林的交口称赞.到班彪死时,班固虽然年仅23岁,但已具备颇高的文化修养和著述能力.
私撰《汉书》
由于父亲去世后生计困难,班固只好从京城迁回扶风安陵老家居住.从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乡里平民的地位,这对上进心很强的班固是一沉重打击.但他毫不气馁,立志继承父亲未竞之业的决心并没有改变.班固认为,父亲已经撰成《史记后传》的部分,内容还不够详备,布局也尚待改进；没有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续写.于是他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正式开始了撰写《汉书》的生涯.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汉书》的时候,有人告发班固“私修国史”,于是,班固被捕关进了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当时,不仅“私修国史”是被严格禁止的,甚至“国史”一般也不能为个人所拥有.汉元帝时东平王刘宇上书求赐《太史公书》被拒绝之事,即可证明. 班固虽是外戚后代、儒学世家子弟,但他本身却连个官阶很低的郎官都不是,却如此大胆,敢于私修国史,岂不是触犯了朝廷大禁!前不久,扶风郡有一个叫苏朗的人被人告发伪造图谶,被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面对这种形势,班家老小十分紧张,害怕班固凶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超为了营救哥哥,立即骑上快马从扶风安陵老家急驰京城洛阳,他要向汉明帝上书申诉,为哥哥雪除冤枉. 班固被告“私修国史”,身陷囹圄,不知将被如何处置,更为老母和家人的安全担心.但他明白自己根本没有什么“罪”.他立志著史,不仅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而且也是要远接从司马迁、刘向、扬雄以来修史的传统,更是为了宣扬“汉德”.西汉一代210余年,有过赫赫功业,也有过许多弊政,其中治乱兴衰,使人慨叹,给人启发,写出一部“汉史”,正是当今学者的责任.何况王莽灭亡至今已40年了,再不及时撰成史书,后人所能获得的史料岂不更少!所以他才拿起笔来,立志完成父亲未竞之业.不料遭人诬告,如果此番不明不白地被处死,那么父子两代人的心血岂不尽付东流!为此,班固忧愤交加,心痛欲裂. 班超策马穿华阴、过潼关,赶到洛阳上疏为班固申冤,引起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特旨召见班超核实情况.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这时,扶风郡守也把在班固家中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释放,并加以劝慰.明帝赞赏班固的志向,器重他的才能,立即召他到京都皇家校书部供职,拜为“兰台令史”.
受诏修史
班固被拜为“兰台令史”,最初受任与前睢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人,共同编撰东汉光武帝的事迹《世祖本纪》 .班固与陈宗等同心协力,很快就完成了《世祖本纪》的修撰,得到了明帝的赞扬.由于班固在编撰《世祖本纪》过程中的出色努力,又被晋升为“郎”官,负责整理校雠皇家图书.郎官是汉代进身的开始,班固的职务是校书,故称“校书郎”.他继续修撰光武一朝的史事,又撰成东汉功臣、平林、新市起义军和公孙述的事迹,共成列传、载记28篇.这样,有关光武一朝的记载大体齐备.《东观汉纪》是东汉皇朝的当代史,自明帝以后,章帝、安帝、桓帝、灵帝、献帝历朝都有续修,班固则是在它的创始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开了一个好头. 班固被召到京师以后,弟班超与母亲也随至洛阳,因“家贫”,班超“常为官慵书以供养”.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郎官之后,官阶虽低,但与明帝见面的机会增多了,加以班固文才显露,逐渐得到汉明帝的宠爱.时间一长,明帝也关心地问起他的家庭生活,有一天,汉明帝突然想到前些日子赶到洛阳阙下为救班固冒险上疏的班超,便问班固：“卿弟安在?”班固回答说：“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明帝非常欣赏班超的勇气和辩才,觉得他未得任用实在可惜,便授班超为“兰台令史”. 这期间,班固的职务虽低,却使班固得到较为安定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使他有条件接触并利用皇家丰富的藏书,这就为他日后完成《汉书》提供了重要条件. 班固在撰写光武一朝君臣事迹期问,显露出卓越的才华,得到汉明帝的赏识.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力修撰汉史的宏愿,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著史书.班固从私撰《汉书》到受诏修史,是一个重大转折,对于《汉书》的完成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从此,班固不仅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有皇家图书可资利用,而且有了明帝的这一旨意,使他著史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班固开始全身一地投撰史的事业之中,撰史进度大大加快.
撰集《白虎通义》
班固48岁那年(建初四年,公元79年)十一月,东汉朝廷有一件大事.议郎杨终上奏说：“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世则.”指出,当时由于经学流派的繁衍,解经歧异很大,影响经学的传播和发展,因此,杨终建议应该像西汉宣帝召集石渠阁会议那样,召集有权威的学者来讲论五经,裁定经义. 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诏“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效宣甘露石渠故事.”出席会议的有班固,博士赵博、李育,议郎杨终,郎官贾逵,鲁阳侯丁鸿,广平王刘羡,还有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等,会议历时一个多月才结束.杨终在会议前因事入狱,由班固和赵博、贾逵等人上书,提出：杨终深晓《春秋》 ,学问渊博,请求章帝赦他出席参加会议.杨终自己又上书申冤,即日被允许交上一笔赎金,出狱与会.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会议,并兼记录.会后他按章帝的旨意,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一书内容十分庞杂,主要是“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对西汉董仲舒以后的今文经学书》卷40《班固传》：“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书.”则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为《白虎通德论》,再经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即《白虎通》).《白虎通德论》后来亡佚.又, 《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记载说：“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由臣,薯为诵叟”和哀、平以降的谶纬之学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论、先验情性论等进行了修补和总结,并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国家制度、军队刑罚、礼仪规章、人伦关系以及耕桑商贾等进行了系统规定,具有国家宪章和神学法典的意义”,被视为宣扬谶纬神学的典型著作.
北征匈奴
班固“潜精研思”25年,撰成《汉书》,但由于《汉书》长期未能脱稿,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班固主要是在默默无一闻中生活,如果说有一些影响的话,就是曾得到皇帝和部分士人的赏识,然而也不过是做了个兰台令史、校书郎、玄武司马之类的小官.他看到那些才能不如自己的人,纷纷从政,获得进身之阶,风光一时,真有些不甘心.因此,班固也在等待时机,以求建功立业.在当时,建立军功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最好途径,而班氏家族向来有与边疆事务打交道的经验,于是,班固也想通过边境立功,获取功名,以便施展才能.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班固年届58岁,因遭母丧,辞官守孝在家,得知窦宪被任命为将军,率大军攻伐匈奴的消息,便决定投附窦宪,随大军去北攻匈奴. 光武帝时,窦融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成为显赫的功臣权贵之家.又历明、章二世,窦氏势力更加兴盛.班固求进心切,利用班、窦两家同乡、世交的关系,决定投附窦氏家族.但他未能觉察,这时的窦氏专横跋扈,已成了朝廷的危险势力. 章帝初年,窦融的曾孙女被立为皇后,窦宪依靠身为皇后之兄的关系,很快升为虎贲中郎将,随着权力的增长,他更加不可一世,随便霸占别人的财产,无恶不作. 窦宪不但欺负一般的老百姓,甚至敢于欺负皇帝的姑母.皇帝姑母叫沁水公主,在洛阳拥有一座好园田,窦宪利用权势贱价夺取过来,公主迫于他的气焰,不敢同他计较.有一天,章帝乘车出行,经过沁水公主园田,高兴地告诉窦宪这是沁水公主的园田.窦宪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事后章帝终于发觉沁水公主园田被窦宪侵占,怒不可遏,召来窦宪斥责道：你的手段骇人听闻,竟敢欺负到皇姑头上来了,明明是你已经霸占了公主的园田,还学赵高的样子,“指鹿为马!”“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正告窦宪说“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要他“深思前过”,痛改前非.窦宪自知闯了大祸,求窦皇后说情,最后退出公主园田,暂时了事. (公元88年),章帝卒,和帝即位,年仅10岁,窦太后临朝.窦宪成了国舅老爷,很快即被起用为侍中,控制大权.他的弟弟窦笃被任为虎贲中郎将,窦景、窦壤被任为中常侍,兄弟叔侄“皆在亲要之地”.凡窦宪本人的意旨,在外授意早有名望的旧臣写奏书,在内由他向太后陈述,“事无不从”.窦宪专横跋扈,无视朝廷法律,随意杀人.齐殇王的儿子刘畅,因章帝丧事来朝吊问,乘机讨好了窦太后,得到一个宫内职位.窦宪怕刘畅受宠,妨碍他专擅朝政,竞派人将他刺杀.后来,事情暴露,窦宪被关在宫内,等候治罪.这下窦宪着了慌,请求率军北征匈奴以赎死罪.当时正逢南匈奴请兵攻伐北匈奴,朝廷便拜窦宪为车骑将军,率大军出塞.窦宪北征匈奴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的.班固不知其中内情,随军出发,任中护军,参与军中谋议. 大军从朔方三路北袭,窦宪遣各部将及匈奴左谷蠡王等,率精骑万余,在稽落山(今蒙古达兰札达加德西北)大破北匈奴军队.窦宪与副将等登上远离边塞三千余里的燕然山(蒙古杭爱山脉),由班固撰写《封燕然山铭》文,刻石纪功.班固还撰有《窦将军北征颂》一文,对窦宪北征匈奴大加歌颂.窦宪班师后出镇凉州.第二年,北匈奴单于因大败之后势力衰弱,派亲王向窦宪通报希望觐见东汉皇帝,请求派使者前来迎接.窦宪上奏,派遣班固以中护军兼代中郎将职务,与司马梁讽一起,带领数百人骑马出居延塞(今甘肃额齐纳旗)迎接,正遇上南匈奴出兵打败北匈奴,班固一行到达私渠海(在稽落山西北),获知北匈奴已遁走而折回.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派部将出兵北击,此后北匈奴向西远徙,东汉最后解除了匈奴的威胁.
含冤被害
班固从窦宪北征匈奴以后,进入窦宪幕府.此时的窦宪,因为平匈奴有功,威名大盛,心腹众多,官员进退都由他一人决定,朝臣震慑,望风希旨.尚书仆射郑寿、乐恢由于招致他的不满,被迫相继自杀.窦宪的三个弟弟又把持着卫尉、执金吾、光禄勋的要职,窦氏家族还有十几人任城门校尉、将作大匠、少府等.他们在京城无法无天,奴仆肆意强夺民财,侵害百姓,抢夺民女.街市上的店铺害怕窦氏,看到他们,都像逃避强盗一样,紧锁店门,躲避起来.他们大权在握,仍不满足,又想杀死皇帝,夺取最高权力.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的爪牙邓叠、女婿郭举等阴谋在宫中杀死和帝.和帝觉察到他们的阴谋,事先与中常侍郑众定计,把邓叠、郭举等收捕斩首,并将窦宪等人革职,送回封地,窦宪等被迫自杀.班固本来与窦宪案件毫无关系,但在封建时代,一人有罪,株连甚广,班固因与窦宪关系密切而被免职,以后又被冤枉逮入监狱.当时的洛阳令种兢对班固一家怀有私仇.因为班固平常对子弟管教不严,有的子弟不守法纪,地方官吏感到头痛.曾有一次,种兢出行,班固的家奴因喝醉酒冲撞了他的车骑,种兢手下官吏对他推搡训斥,家奴迷迷糊糊,口出恶言,种兢大怒,可是畏惧窦宪威势,不敢发作,从此怀恨在心.窦宪案发后,以前窦家的宾客一一被逮捕拷问,种兢借机报复,将班固关进监狱.在狱吏的拷打折磨下,这位对中国文化史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竟冤死狱中,卒年61岁.事后,和帝曾下诏谴责种兢公报私仇的恶劣做法,并将害死班固的狱吏处死抵罪.[2]
编辑本段个人成就
开创正史地理志的先例
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班固生活的时代是汉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际,王朝空前统一和强盛,经济发达,版图辽阔,陆海交通发达.地理知识的积累远非《山经》和《禹贡》时代可比,社会生活和管理对地理知识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地理撰述不再近则凭证实,远则凭传闻,而是国家掌握的各地方当局的直接见闻,乃至相当准确的测绘和统计了.记录大量实际地理资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现虽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却是班固对后世的重大贡献.封建时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难流传到今天,但正史中的《地理志》,在后世王朝的保护下,较易流传下来.班固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的作法,被后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这样就为我们今天保留了丰富的地理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及封建时代的社会、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条件.班固对正史《地理志》的开创之功不可忽视.
开创政区地理志的体例
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结构内容共分三部分：卷首(从“昔在黄帝”至“下及战国、秦、汉焉”)全录《禹贡》和《周礼·职方》这两篇,并依汉代语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从“凡民函五常之性”至卷终)辑录了以《 班固
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正文(从“京兆尹”至“汉极盛矣”)主要写西汉政区,以郡为纲,以县为目,详述西汉地理概况.这部分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疆域、行政区划为基础,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1578县(县1356,相当县的道29,侯国193)的建置沿革、户口统计、山川泽薮、水利设施、古迹名胜、要邑关隘、物产、工矿、垦地等内容,篇幅占了《汉书·地理志》的三分之二.正文这种以疆域政区为框架,将西汉一代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分系于相关的政区之下,从政区角度来了解各种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编写体例,可以称之为政区地理志.这种体例创自班固,表现了他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职方》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将地理现象分列于作者所拟定的地理区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区的现实情况.《禹贡》虽然有了地域观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线来划分九州,分州叙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仅是个理想的制度,并没有实现过.所以《禹贡》还不是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班固之所以形成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他生活在东汉这 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我国行政区划起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但尚未有统一四海的封建国家出现.随后的秦代虽然一统天下,但历时很短.自汉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已经有了200多年长期稳定的历史,在疆域广袤的封建大帝国内,建置并完善了一套郡(王国)—县(邑、道、侯国)二级行政区划.长期实施的社会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观念的产生.班固的这种新地理观随着大一统观念的加强,随着重人文、轻自然、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巩固而一起被长期继承下去.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汉书·地理志》为蓝本,而且自唐《元和郡县志》以下的历代全国地理总志也无不仿效其体例.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是为我国保留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人文地理资料,另一方面也妨碍了自然地理观念的发展.直到明末《徐霞客游记》问世之前,我国始终缺乏对自然地理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和研究的专著, 至多只有记录自然地理现象分布和简单描述的作品,往往还是像《水经注》那样以人文地理资料的记录为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开沿革地理之始
班固不仅在《汉书·地理志》中首创了政区地理志的模式,同时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汉书》虽然是西汉一朝的断代史,但《汉书·地理志》记述的内容超出西汉一朝.它“因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它是一部西汉的地理著作,又涉及到各郡国的古代历史、政区沿革等.比如,卷首写汉前历代疆域沿革,除全录《禹贡》、《职方》两篇外,班固还在《禹贡》前增以黄帝至大禹、《禹贡》与《职方》间加以大禹至周、《职方》后缀以周至秦汉的简略沿革,保持了汉以前区域沿革的连续性.又比如,卷末辑录了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分述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越)等故国划分的各地区概况,其中沿革是重要内容之一.再比如,班固在正文中于政区地理的框架中纳入其他门类的地理现象,将其分系于各有关的郡国和县道之下,并主要采取注的形式叙述各郡国从秦代到王莽时的建置沿革.县一级政区并载明王莽的改名.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注重地理沿革的做法被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全国地理总志和大量的地方志所沿用,使后世的沿革地理著作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部分.
记录大量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
班固的《汉书》是我国西汉的断代史,其中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例如,仅《汉书·地理志》的正文中就记载川渠480个,泽薮59个,描述了全国300多条水道的源头、流向、归宿和长度,是《水经注》出现以前内容最丰富的水文地理著作.正文中还记载有153个重要山岳和139处工矿物产位置分布情况；有屯田的记录；有水利渠道的建设；有各郡国及首都长安、少数重要郡国治所及县的户数和人口数统计资料113个,是我国最早的人口分布记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人口统计资料.书中有陵邑、祖宗庙、神祠的分布；有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国、古城及其他古迹记录；有重要的关、塞、亭、障的分布以及通塞外道路的内容等.总之,《汉书》中所记载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军事交通地理等内容为今天研究汉代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班固的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曾祖父况,举孝 班固
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大伯祖父伯,受儒学,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祖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与刘向校理秘书.祖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 班固自幼聪慧,九岁能诵读诗赋,十三岁时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 明帝时,曾任兰台令史（中央档案典籍管理员）,秩俸为二千石,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成《世祖本纪》,升迁为郎,负责校定秘书.又与人共同记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 章帝时,班固职位很低,先任郎官.建初三年（公元78年）升为玄武司马,是守卫玄武门的郎官中的下级官吏.由于章帝喜好儒术文学,赏识班固的才能,因此多次召他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常随侍左右.奉献所作赋颂.对于朝廷大事,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讨论,曾参加论议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 建初四年,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观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其目的是广泛动员经今古文学派的力量,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加强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在这次会议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与窦宪本有世交之谊,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关系更为亲密.永元四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洛阳令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同年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此时所著书,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 班固著汉书未完成而卒,和帝命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东汉皇家图书馆）所存资料,续写固之遗作,然尚未毕便卒.同郡马续,乃昭之门人,博览古今,帝乃召其补成七“表”及“天文志”. 此外,班固也是东汉最著名的辞赋家之一,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
编辑本段生平年表
祖父班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曾祖父班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 父亲班彪,曾被光武帝拜为徐县令,后来专心于史籍研究,编写《史记·后传》数十 班固
篇,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 班固从小受父亲治学思想的熏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 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为父亲服丧.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 永平元年(公元58年)班固向当时辅政的东平王上书,受到东平王的重视.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抓,书籍也被查抄.幸得其弟班超上书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掌管和校定图书. 明帝时,曾任兰台令史,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成《世祖本纪》,升迁为郎官,任典校秘书.郎官职位很低,但班固深得皇上喜爱.此后又与人共同记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计用20多年,至章帝建初中期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 《汉书》. 章帝时期,班固看到京师大兴土木,而关中父老犹望朝廷西顾,于是就上《两都赋》 ,“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受到章帝肃宗的赞赏,因此也更得章帝的宠幸. 建初三年（公元78）升为玄武司马,是守卫玄武门的郎官中的下级官吏.由于章帝喜好儒术文学,赏识班固的才能,因此多次召他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常随侍左右.奉献所作赋颂.对于朝廷大事,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讨论,曾参加论议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 建初四年,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观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其目的是广泛动员经今古文学派的力量,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加强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在这次会议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 ,又称《白虎通义》 . 章帝后期,班固辞官回乡为母亲服丧.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与窦宪本有世交之谊,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关系更为亲密.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洛阳令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同年死于狱中,终年61岁.[1]
编辑本段主要事迹
洛阳求学
班固自幼接受儒学世家的良好教育和熏陶,加之班固聪明好学,9岁就能写文章、诵诗赋了.当时,父亲班彪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学者,好多人都前来拜他为师或与他探讨学问,受父亲朋友辈学者的影响,班固开阔了眼界,学业大有长进.后来,父亲有意续写《史记后传》,开始阅读大量汉朝典籍.在父亲的影响下,班固也开始留意汉事.这时,著名的思想家王充正值青春年华,从会稽老家来到京城洛阳游学,他景仰班彪在学术上的高深造诣,也前来拜班彪为师,虚心求教.王充对于班彪的著史事业充满敬意,称赞班彪的著述可与太史公、扬雄媲美.由于他经常到老师家中请教,与年纪比他小五岁的班固逐渐熟悉起来,并对少年班固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的一天,王充又来向老师请教,恰好班固也在客厅里,并对他们谈论汉事不时插上一二句颇具见识的话语,王充听后十分惊奇,不禁抚摸着班固的后背,对老师说：“此儿必记汉事”,认为班固将来必定会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 随着年龄的增长,班固开始不满足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为了进一步深造,班固于16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在这里,他用功苦学,贯通各种经书典籍,不论儒家或其他百家学说,都能深入钻研,同时注重见识,并不拘守一师之说,不停留在字音字义、枝枝节节的注解上,而是要求贯通经籍的大义.这是他日后能够成长为一代良史的极重要条件.在这里,班固结识了崔胭、李育、傅毅等一批同学.由于班固性格宽容随和,平易近人,不因为自己才能出众而骄傲,所以得到了同学及士林的交口称赞.到班彪死时,班固虽然年仅23岁,但已具备颇高的文化修养和著述能力.
私撰《汉书》
由于父亲去世后生计困难,班固只好从京城迁回扶风安陵老家居住.从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乡里平民的地位,这对上进心很强的班固是一沉重打击.但他毫不气馁,立志继承父亲未竞之业的决心并没有改变.班固认为,父亲已经撰成《史记后传》的部分,内容还不够详备,布局也尚待改进；没有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续写.于是他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正式开始了撰写《汉书》的生涯.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汉书》的时候,有人告发班固“私修国史”,于是,班固被捕关进了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当时,不仅“私修国史”是被严格禁止的,甚至“国史”一般也不能为个人所拥有.汉元帝时东平王刘宇上书求赐《太史公书》被拒绝之事,即可证明. 班固虽是外戚后代、儒学世家子弟,但他本身却连个官阶很低的郎官都不是,却如此大胆,敢于私修国史,岂不是触犯了朝廷大禁!前不久,扶风郡有一个叫苏朗的人被人告发伪造图谶,被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面对这种形势,班家老小十分紧张,害怕班固凶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超为了营救哥哥,立即骑上快马从扶风安陵老家急驰京城洛阳,他要向汉明帝上书申诉,为哥哥雪除冤枉. 班固被告“私修国史”,身陷囹圄,不知将被如何处置,更为老母和家人的安全担心.但他明白自己根本没有什么“罪”.他立志著史,不仅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而且也是要远接从司马迁、刘向、扬雄以来修史的传统,更是为了宣扬“汉德”.西汉一代210余年,有过赫赫功业,也有过许多弊政,其中治乱兴衰,使人慨叹,给人启发,写出一部“汉史”,正是当今学者的责任.何况王莽灭亡至今已40年了,再不及时撰成史书,后人所能获得的史料岂不更少!所以他才拿起笔来,立志完成父亲未竞之业.不料遭人诬告,如果此番不明不白地被处死,那么父子两代人的心血岂不尽付东流!为此,班固忧愤交加,心痛欲裂. 班超策马穿华阴、过潼关,赶到洛阳上疏为班固申冤,引起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特旨召见班超核实情况.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这时,扶风郡守也把在班固家中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释放,并加以劝慰.明帝赞赏班固的志向,器重他的才能,立即召他到京都皇家校书部供职,拜为“兰台令史”.
受诏修史
班固被拜为“兰台令史”,最初受任与前睢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人,共同编撰东汉光武帝的事迹《世祖本纪》 .班固与陈宗等同心协力,很快就完成了《世祖本纪》的修撰,得到了明帝的赞扬.由于班固在编撰《世祖本纪》过程中的出色努力,又被晋升为“郎”官,负责整理校雠皇家图书.郎官是汉代进身的开始,班固的职务是校书,故称“校书郎”.他继续修撰光武一朝的史事,又撰成东汉功臣、平林、新市起义军和公孙述的事迹,共成列传、载记28篇.这样,有关光武一朝的记载大体齐备.《东观汉纪》是东汉皇朝的当代史,自明帝以后,章帝、安帝、桓帝、灵帝、献帝历朝都有续修,班固则是在它的创始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开了一个好头. 班固被召到京师以后,弟班超与母亲也随至洛阳,因“家贫”,班超“常为官慵书以供养”.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郎官之后,官阶虽低,但与明帝见面的机会增多了,加以班固文才显露,逐渐得到汉明帝的宠爱.时间一长,明帝也关心地问起他的家庭生活,有一天,汉明帝突然想到前些日子赶到洛阳阙下为救班固冒险上疏的班超,便问班固：“卿弟安在?”班固回答说：“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明帝非常欣赏班超的勇气和辩才,觉得他未得任用实在可惜,便授班超为“兰台令史”. 这期间,班固的职务虽低,却使班固得到较为安定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使他有条件接触并利用皇家丰富的藏书,这就为他日后完成《汉书》提供了重要条件. 班固在撰写光武一朝君臣事迹期问,显露出卓越的才华,得到汉明帝的赏识.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力修撰汉史的宏愿,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著史书.班固从私撰《汉书》到受诏修史,是一个重大转折,对于《汉书》的完成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从此,班固不仅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有皇家图书可资利用,而且有了明帝的这一旨意,使他著史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班固开始全身一地投撰史的事业之中,撰史进度大大加快.
撰集《白虎通义》
班固48岁那年(建初四年,公元79年)十一月,东汉朝廷有一件大事.议郎杨终上奏说：“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世则.”指出,当时由于经学流派的繁衍,解经歧异很大,影响经学的传播和发展,因此,杨终建议应该像西汉宣帝召集石渠阁会议那样,召集有权威的学者来讲论五经,裁定经义. 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诏“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效宣甘露石渠故事.”出席会议的有班固,博士赵博、李育,议郎杨终,郎官贾逵,鲁阳侯丁鸿,广平王刘羡,还有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等,会议历时一个多月才结束.杨终在会议前因事入狱,由班固和赵博、贾逵等人上书,提出：杨终深晓《春秋》 ,学问渊博,请求章帝赦他出席参加会议.杨终自己又上书申冤,即日被允许交上一笔赎金,出狱与会.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会议,并兼记录.会后他按章帝的旨意,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一书内容十分庞杂,主要是“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对西汉董仲舒以后的今文经学书》卷40《班固传》：“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书.”则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为《白虎通德论》,再经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即《白虎通》).《白虎通德论》后来亡佚.又, 《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记载说：“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由臣,薯为诵叟”和哀、平以降的谶纬之学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论、先验情性论等进行了修补和总结,并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国家制度、军队刑罚、礼仪规章、人伦关系以及耕桑商贾等进行了系统规定,具有国家宪章和神学法典的意义”,被视为宣扬谶纬神学的典型著作.
北征匈奴
班固“潜精研思”25年,撰成《汉书》,但由于《汉书》长期未能脱稿,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班固主要是在默默无一闻中生活,如果说有一些影响的话,就是曾得到皇帝和部分士人的赏识,然而也不过是做了个兰台令史、校书郎、玄武司马之类的小官.他看到那些才能不如自己的人,纷纷从政,获得进身之阶,风光一时,真有些不甘心.因此,班固也在等待时机,以求建功立业.在当时,建立军功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最好途径,而班氏家族向来有与边疆事务打交道的经验,于是,班固也想通过边境立功,获取功名,以便施展才能.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班固年届58岁,因遭母丧,辞官守孝在家,得知窦宪被任命为将军,率大军攻伐匈奴的消息,便决定投附窦宪,随大军去北攻匈奴. 光武帝时,窦融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成为显赫的功臣权贵之家.又历明、章二世,窦氏势力更加兴盛.班固求进心切,利用班、窦两家同乡、世交的关系,决定投附窦氏家族.但他未能觉察,这时的窦氏专横跋扈,已成了朝廷的危险势力. 章帝初年,窦融的曾孙女被立为皇后,窦宪依靠身为皇后之兄的关系,很快升为虎贲中郎将,随着权力的增长,他更加不可一世,随便霸占别人的财产,无恶不作. 窦宪不但欺负一般的老百姓,甚至敢于欺负皇帝的姑母.皇帝姑母叫沁水公主,在洛阳拥有一座好园田,窦宪利用权势贱价夺取过来,公主迫于他的气焰,不敢同他计较.有一天,章帝乘车出行,经过沁水公主园田,高兴地告诉窦宪这是沁水公主的园田.窦宪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事后章帝终于发觉沁水公主园田被窦宪侵占,怒不可遏,召来窦宪斥责道：你的手段骇人听闻,竟敢欺负到皇姑头上来了,明明是你已经霸占了公主的园田,还学赵高的样子,“指鹿为马!”“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正告窦宪说“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要他“深思前过”,痛改前非.窦宪自知闯了大祸,求窦皇后说情,最后退出公主园田,暂时了事. (公元88年),章帝卒,和帝即位,年仅10岁,窦太后临朝.窦宪成了国舅老爷,很快即被起用为侍中,控制大权.他的弟弟窦笃被任为虎贲中郎将,窦景、窦壤被任为中常侍,兄弟叔侄“皆在亲要之地”.凡窦宪本人的意旨,在外授意早有名望的旧臣写奏书,在内由他向太后陈述,“事无不从”.窦宪专横跋扈,无视朝廷法律,随意杀人.齐殇王的儿子刘畅,因章帝丧事来朝吊问,乘机讨好了窦太后,得到一个宫内职位.窦宪怕刘畅受宠,妨碍他专擅朝政,竞派人将他刺杀.后来,事情暴露,窦宪被关在宫内,等候治罪.这下窦宪着了慌,请求率军北征匈奴以赎死罪.当时正逢南匈奴请兵攻伐北匈奴,朝廷便拜窦宪为车骑将军,率大军出塞.窦宪北征匈奴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的.班固不知其中内情,随军出发,任中护军,参与军中谋议. 大军从朔方三路北袭,窦宪遣各部将及匈奴左谷蠡王等,率精骑万余,在稽落山(今蒙古达兰札达加德西北)大破北匈奴军队.窦宪与副将等登上远离边塞三千余里的燕然山(蒙古杭爱山脉),由班固撰写《封燕然山铭》文,刻石纪功.班固还撰有《窦将军北征颂》一文,对窦宪北征匈奴大加歌颂.窦宪班师后出镇凉州.第二年,北匈奴单于因大败之后势力衰弱,派亲王向窦宪通报希望觐见东汉皇帝,请求派使者前来迎接.窦宪上奏,派遣班固以中护军兼代中郎将职务,与司马梁讽一起,带领数百人骑马出居延塞(今甘肃额齐纳旗)迎接,正遇上南匈奴出兵打败北匈奴,班固一行到达私渠海(在稽落山西北),获知北匈奴已遁走而折回.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派部将出兵北击,此后北匈奴向西远徙,东汉最后解除了匈奴的威胁.
含冤被害
班固从窦宪北征匈奴以后,进入窦宪幕府.此时的窦宪,因为平匈奴有功,威名大盛,心腹众多,官员进退都由他一人决定,朝臣震慑,望风希旨.尚书仆射郑寿、乐恢由于招致他的不满,被迫相继自杀.窦宪的三个弟弟又把持着卫尉、执金吾、光禄勋的要职,窦氏家族还有十几人任城门校尉、将作大匠、少府等.他们在京城无法无天,奴仆肆意强夺民财,侵害百姓,抢夺民女.街市上的店铺害怕窦氏,看到他们,都像逃避强盗一样,紧锁店门,躲避起来.他们大权在握,仍不满足,又想杀死皇帝,夺取最高权力.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的爪牙邓叠、女婿郭举等阴谋在宫中杀死和帝.和帝觉察到他们的阴谋,事先与中常侍郑众定计,把邓叠、郭举等收捕斩首,并将窦宪等人革职,送回封地,窦宪等被迫自杀.班固本来与窦宪案件毫无关系,但在封建时代,一人有罪,株连甚广,班固因与窦宪关系密切而被免职,以后又被冤枉逮入监狱.当时的洛阳令种兢对班固一家怀有私仇.因为班固平常对子弟管教不严,有的子弟不守法纪,地方官吏感到头痛.曾有一次,种兢出行,班固的家奴因喝醉酒冲撞了他的车骑,种兢手下官吏对他推搡训斥,家奴迷迷糊糊,口出恶言,种兢大怒,可是畏惧窦宪威势,不敢发作,从此怀恨在心.窦宪案发后,以前窦家的宾客一一被逮捕拷问,种兢借机报复,将班固关进监狱.在狱吏的拷打折磨下,这位对中国文化史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竟冤死狱中,卒年61岁.事后,和帝曾下诏谴责种兢公报私仇的恶劣做法,并将害死班固的狱吏处死抵罪.[2]
编辑本段个人成就
开创正史地理志的先例
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班固生活的时代是汉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际,王朝空前统一和强盛,经济发达,版图辽阔,陆海交通发达.地理知识的积累远非《山经》和《禹贡》时代可比,社会生活和管理对地理知识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地理撰述不再近则凭证实,远则凭传闻,而是国家掌握的各地方当局的直接见闻,乃至相当准确的测绘和统计了.记录大量实际地理资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现虽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却是班固对后世的重大贡献.封建时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难流传到今天,但正史中的《地理志》,在后世王朝的保护下,较易流传下来.班固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的作法,被后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这样就为我们今天保留了丰富的地理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及封建时代的社会、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条件.班固对正史《地理志》的开创之功不可忽视.
开创政区地理志的体例
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结构内容共分三部分：卷首(从“昔在黄帝”至“下及战国、秦、汉焉”)全录《禹贡》和《周礼·职方》这两篇,并依汉代语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从“凡民函五常之性”至卷终)辑录了以《 班固
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正文(从“京兆尹”至“汉极盛矣”)主要写西汉政区,以郡为纲,以县为目,详述西汉地理概况.这部分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疆域、行政区划为基础,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1578县(县1356,相当县的道29,侯国193)的建置沿革、户口统计、山川泽薮、水利设施、古迹名胜、要邑关隘、物产、工矿、垦地等内容,篇幅占了《汉书·地理志》的三分之二.正文这种以疆域政区为框架,将西汉一代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分系于相关的政区之下,从政区角度来了解各种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编写体例,可以称之为政区地理志.这种体例创自班固,表现了他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职方》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将地理现象分列于作者所拟定的地理区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区的现实情况.《禹贡》虽然有了地域观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线来划分九州,分州叙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仅是个理想的制度,并没有实现过.所以《禹贡》还不是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班固之所以形成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他生活在东汉这 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我国行政区划起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但尚未有统一四海的封建国家出现.随后的秦代虽然一统天下,但历时很短.自汉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已经有了200多年长期稳定的历史,在疆域广袤的封建大帝国内,建置并完善了一套郡(王国)—县(邑、道、侯国)二级行政区划.长期实施的社会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观念的产生.班固的这种新地理观随着大一统观念的加强,随着重人文、轻自然、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巩固而一起被长期继承下去.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汉书·地理志》为蓝本,而且自唐《元和郡县志》以下的历代全国地理总志也无不仿效其体例.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是为我国保留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人文地理资料,另一方面也妨碍了自然地理观念的发展.直到明末《徐霞客游记》问世之前,我国始终缺乏对自然地理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和研究的专著, 至多只有记录自然地理现象分布和简单描述的作品,往往还是像《水经注》那样以人文地理资料的记录为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开沿革地理之始
班固不仅在《汉书·地理志》中首创了政区地理志的模式,同时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汉书》虽然是西汉一朝的断代史,但《汉书·地理志》记述的内容超出西汉一朝.它“因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它是一部西汉的地理著作,又涉及到各郡国的古代历史、政区沿革等.比如,卷首写汉前历代疆域沿革,除全录《禹贡》、《职方》两篇外,班固还在《禹贡》前增以黄帝至大禹、《禹贡》与《职方》间加以大禹至周、《职方》后缀以周至秦汉的简略沿革,保持了汉以前区域沿革的连续性.又比如,卷末辑录了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分述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越)等故国划分的各地区概况,其中沿革是重要内容之一.再比如,班固在正文中于政区地理的框架中纳入其他门类的地理现象,将其分系于各有关的郡国和县道之下,并主要采取注的形式叙述各郡国从秦代到王莽时的建置沿革.县一级政区并载明王莽的改名.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注重地理沿革的做法被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全国地理总志和大量的地方志所沿用,使后世的沿革地理著作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部分.
记录大量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
班固的《汉书》是我国西汉的断代史,其中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例如,仅《汉书·地理志》的正文中就记载川渠480个,泽薮59个,描述了全国300多条水道的源头、流向、归宿和长度,是《水经注》出现以前内容最丰富的水文地理著作.正文中还记载有153个重要山岳和139处工矿物产位置分布情况；有屯田的记录；有水利渠道的建设；有各郡国及首都长安、少数重要郡国治所及县的户数和人口数统计资料113个,是我国最早的人口分布记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人口统计资料.书中有陵邑、祖宗庙、神祠的分布；有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国、古城及其他古迹记录；有重要的关、塞、亭、障的分布以及通塞外道路的内容等.总之,《汉书》中所记载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军事交通地理等内容为今天研究汉代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