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经济特点概括一下宋代经济的整个变化过程,原因,以及影响.

宋代的经济特点
概括一下宋代经济的整个变化过程,原因,以及影响.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农业
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万七千五百余顷.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例如新式水车龙骨翻车和筒车.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1].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苏州）为代表,有“苏湖熟,天下足”（指苏州和湖州）或“苏常熟,天下足”（指苏州和常州）之称.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2],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塘术的专著：王灼著《糖霜谱》[3].
手工业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县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第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
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金融商业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会子危机
会子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到干道四年仅七年的时间,发行额增加到七百万贯.之后固定在一千万贯.尽管会子的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到理宗淳佑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犹如脱缰野马,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嘉定二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这无异于宣布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嘉定五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淳佑七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景定五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结果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
海外贸易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4]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现在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5].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6]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北宋皇佑（1049年—1054年）的53万贯,治平（ 1064年—1067年）63万贯, 到了南宋绍兴（ 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繁荣起重要作用.
南宋时期,宋朝在与金和大理的交界处设立榷场来互通有无.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民间也有大量的走私贸易.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而当时的朝鲜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货,改用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