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怎样取得胜利的

辛亥革命是怎样取得胜利的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
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
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这个地区格外激烈.自1904年武汉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以来,湖北革命党人便把新军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科学补习所设有专门负责新军工作的干事,不断将青年学生、会党群众输送入伍,努力扩大新军中的革命力量.虽然革命团体遭到几次破坏,团体名称一再变更,但从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直到文学社以及共进会等革命团体,都有许多革命知识青年以当兵为掩护,长期潜伏在军队里进行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始终坚持不懈.根据多年积累的秘密工作的经验,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的标（团）、营、队（连）各级都推举了他们的代表,组织网遍及湖北新军各基层单位,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群众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1年的广州起义和四川保路风潮,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武汉发动起义.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斡旋下决定联合行动,于9月24日组成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即孙葆仁）为参谋长,两团体的重要骨干刘尧澄、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推定了武装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草拟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同时和邻近各省进行联系,策动响应.武昌起义之前,湖北革命党人是作了比较周密的准备和部署的.
这时,孙中山远在海外筹款,以接济国内的革命活动.黄兴在香港接到有关湖北情况的报告后,即复函赞成在武汉发动起义：“迩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益愤,得公等规画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更能争取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①不过,他要湖北革命党人等待孙中山筹措20万元巨款和购买大批枪枝弹药后发动.湖北革命党人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势成骑虎”,不能等待.同时,他们看到清政府从湖北抽调大批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新军中的革命骨干将随军离去,湖北革命力量有被削弱的危险.因此,他们坚决表示,即使“无外款接济”,也“事在必行”.②
湖北革命党人原订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10月6日）举行起义,由于准备不及而延期.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失慎爆炸,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孙武逃匿医院,而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等全被搜去.第二天,设在武昌的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遭破坏,彭楚藩、刘尧澄等被捕,蒋翊武逃脱.湖广总督瑞澄下令杀害彭、刘及杨洪胜三人,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革命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起义活动已成“群龙无首”的状态.但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群众,没有畏俱退缩,在失去指挥机关的紧急情况下,自行联系,坚决发动了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几十人冲往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接着,步、炮、辎重各营和军事学堂学生约五营兵力,纷纷起义,齐集楚望台,临则推举原日知会员、队官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攻击.革命士兵们奋不顾身,血战通宵,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湖广总督瑞澄仓皇逃往停泊长江的兵舰上.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取得了首义的胜利.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先后起义,武汉三镇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
这时,革命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立即建立革命军政府,扩大革命的成果,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湖北革命党人是奉孙中山为领袖的,文学社和共进会都与同盟会有密切的联系,但孙中山远在海外,至12日上午才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一时不可能赶回国内.黄兴和同盟会其他重要领导人也分别在香港、上海等地.直接组织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者,在起义前,有的负伤,有的牺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汉.11日,经过一夜战斗的起义士兵群众,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准备推举都督,建立革命军政府,他们没有意识到应当把军政府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错误地以为需要社会上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面以资号召,于是邀请谘议局议员和地方绅商举行会议,推举清朝高级军官、二十一混成协（旅）的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的都督.
黎元洪（1864—1928年）,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后来在北洋海军中任职.甲午战争后他投奔湖广总督张之洞,颇受宠信,三次被派往日本学习,由管带升至协统的职位.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黎元洪仍坚持顽抗,亲手杀死了响应起义的士兵2人.起义的迅速胜利,迫使他仓惶逃到一个营管带家里躲藏.由于他平时在汉族官僚中以“开明”著称,起义前革命党人就有过推他为都督的拟议.黎元洪并不愿意顺从革命,又不敢公然反对,他是被革命党人用手枪逼上都督席位的.湖北军政府设军令、参谋两部,军政多由参谋部主持.至于政务、交涉等事务,革命党人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愿意让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担任民政部长,主持有关工作.汤化龙原是立宪派首领,在立宪运动破产后对清廷绝望.他在11日推举湖北军政府都督的会议上表示：“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①过了几天,他便公布了一个冒称同盟会东京本部草拟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由都督兼总司令,改民政部为政事部,下设外交、内政、财政、司法、交通等七局,总揽政务.政事部由汤化龙任部长,下面七个局的正副局长“几乎成了清一色的旧派人物”.②虽然这个条例不久即被革命党人否定,各局一律改为部,只给汤化龙留下一个编制部长的闲职,其他各部都由革命党人负责,汤化龙因而弃职东去.但首义的湖北军政府,由新军高级军官、立宪派首领出面主持,却具有“示范”的作用,为后来响应革命的许多省份所效法.
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发动会党和新军进攻长沙,巡抚余诚格逃遁,起义军推举焦、陈为正、副都督,建立湖南军政府.湖南起义后,不仅巩固了湖北的后方,而且派遣军队支援了武汉抗击清军的战斗.同一天,陕西同盟会会员景梅九、井勿幕等联络会党和新军起义,护理巡抚钱能训逃走,陕西军政府在西安建立,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翙为都督.井勿幕率领起义军渡河攻入山西,从侧面威胁南下的清军,并切断了清政府和西北地区的联系.
10月23日,驻江西九江的新军响应武昌起义,拥标统马毓宝宣布独立,成立九江军政分府.九江独立,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31日,同盟会员蔡公时联合南昌各界在谘议局开会,准备拥清朝巡抚冯汝骙宣布独立,冯拒绝接受.蔡公时发动新军起义,建立了江西军政府.后来,由同盟会员李烈钧任都督.
10月2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杀死巡抚陆钟琦,组成山西军政府,由新军协统阎锡山任都督.
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员李根源、罗佩金联合新军协统蔡锷以及管带唐继尧等发动起义,组成云南军政府,蔡锷为都督.
11月3日,上海的同盟会员张承槱等发动工人、防营和会党起义,次日攻克江南制造总局,占领了上海,同盟会员陈其美被推举为上海军政府都督.
上海起义直接推动了浙江、江苏的独立.11月4日,浙江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支援下,联合新军和防营占领了杭州,立宪派首领汤寿潜出任浙江军政府都督.上海起义的消息传到苏州,江苏立宪派和绅商、官僚立即抢先一步,要求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5月,江苏军政府成立,程德全摇身一变,由巡抚成了都督.
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和陆军学堂学生起义,占领贵阳,成立贵州军政府,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
11月5日,安徽同盟会员联合团练发动起义,占领寿州,连克颍上、毫州等地.8日,立宪派劝说巡抚朱家宝宣布独立,并推朱为都督.后来,起义军内部发生武装冲突,朱家宝感到形势不稳,逃离安徽,同盟会员孙毓筠、柏文蔚先后任安徽军政府都督.
11月6日,广西谘议局议决与清政府脱离关系,推巡抚沈秉堃为都督.不久,前清军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攫取了都督职位.
11月9日,福州同盟会员许崇智率军起义,推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为福建军政府都督.
同日,广东宣布独立,两广总督张鸣歧逃入租界,同盟会员胡汉民任都督.
从武昌起义到11月9日,短短一个月内,全国已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13省和最大城市上海以及其他省许多州县宣布起义,清朝的一部分海军也投奔到革命方面来.至11月下旬,四川重庆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川东南50多州县响应.在四川资州,一部分新军起义,杀死了前来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河南信阳附近京汉铁路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民军,拆毁铁路,袭击军用列车,有力地支援了武汉革命军.甚至在清王朝统治中心地区直隶,革命党人也策动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和驻保定的新军第六镇举事.
革命在全国范围内飞跃发展,有些地区的农民群众在农村中也掀起反封建斗争的风暴.江苏常熟、江阴、无锡三县交界地区爆发了农民武装暴动,烧毁恶霸地主的房屋,竖立“革命大部督”的旗帜.上海附近各县农民,普遍掀起了抗租斗争.据报载：“松江一带,则各村庄鸣锣齐会,相约不还；昆山正义镇,则因催收田租,兵民互哄；青浦西乡,则聚众闹事；南汇周浦,则拆毁绅董房屋.……抗租风潮,方日演日剧,蔓延而未已.”①湖南衡阳、醴陵等十几个州县农民起义,围攻县署,杀逐贪官污吏和上豪劣绅.陕西自咸阳到凤翔、陇州的数百里地区内,到处发生戮官劫狱等暴动.四川农民反抗清军和地主武装的战斗,在各州县如火如荼地猛烈开展.奉天辽阳、辽中、凤凰、庄河、复州等地和山东的民军都迅速发展,声势浩大,迫使东北三省和山东的清朝地方官吏不得不宣布半“独立”,借以应付岌岌可危的局面.几乎全国各省无不发生规模大小不等的群众起义或暴动.
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生了响应武昌起义、拥护共和制度的革命运动.内蒙地区一部分蒙古族和汉族的同盟会员,曾经在学校、军队、会党和反清士绅中进行工作.武昌起义后,归化（今呼和浩特）、陶林（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包头、丰镇等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响应,组成革命军,12月间一度攻克丰镇.次年初,又配合山西革命军占领包头,成立革命军政府.1911年12月下旬,在新疆乌鲁木齐爆发了有哥老会和当地少数民族参加的武装起义.起义的消息迅速传到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伊犁.1912年1月,起义军占领伊犁,组织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会”,宣布“五族共和”,并成立了临时政府.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和席卷全国的群众自发斗争,汇合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在这个革命洪流中,反动的清王朝土崩瓦解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推动这次革命迅速走向高潮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分散在各地的同盟会员以及与同盟会有或多或少联系的各地革命组织,在武昌起义后积极策动响应,促进了革命形势在全国蓬勃发展.但是,面临着如此广泛和迅猛的革命高潮,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同盟会组织很不健全,缺乏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和把革命推向前进的统一的革命步骤.他们十分害怕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又非常恐惧农民群众把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希望赶快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度,尽量缩短革命的历程,取得廉价的胜利.
资产阶级立宪派在革命形势高涨的压力下,转到革命方面,利用自己在各省谘议局中所取得的地位,策动清朝官员“反正”,宣布“和平光复”,对清王朝的崩溃起了积极作用,但他们力图维持旧秩序,防止革命的深入开展,并窃夺权位.湖南起义后,曾一度设立筹饷局,按房地产和田产的多寡摊派捐款,以保证革命的需要.湖南绅商和立宪派激烈反对,把这个革命措施说成是“暗无天日”、“鸡犬不宁”.他们唆使旧军官在湖南起义后十天发动兵变,杀害都督焦达峰等人,推立宪派首领谭延闿为都督.就这样,立宪派与旧官僚采用“和平”的乃至流血政变的手段,先后取得了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广西、贵州等许多省军政府的权力.
另一些省区,如上海、广东、安徽、江西等地,表面上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但是,这些革命党人掌权以后,由于地位发生了变化,很快地向右转了,其中有些人已蜕化为新官僚政客.当时宣布起义的各省,无论是革命派掌权,还是立宪派、旧官僚掌权,几乎一律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解除群众武装,府县基层政权基本上没有触动.四川的几十万保路同志军被遣散,广东的十几万民军被裁撤,湖北军政府通告全省各州县官绅赶办团练,防止农民暴动,并派军队镇压会党武装.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刚刚取得局部的政权,就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他们不可能把民主革命引向真正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