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和"主义与主义"哪个更适合中国发展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神马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11/12 05:55:15
"问题与主义"和"主义与主义"哪个更适合中国发展
先解释下两个专有名词,
先解释下两个专有名词,
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这便是统一战线开始分化的一个标志,也是胡适“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 ”.
胡适本来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在康奈尔大学时,他不仅有三分之一的学时选修政治、经济课程,对美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很感兴趣,而且非常关注国内和国际政治,曾为中国的民主共和政治作辩护.但1917年回国时,他已被“逼上梁山”,走向了文学革命的道路.所以,他“打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是一个谈政治的刊物,胡适也是创议人之一,但他只写过一点小说文艺之类的文字,不曾谈多少政治.第二年6月,因陈独秀被捕,胡适接编《每周评论》,于是他才有了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为什么呢?他自述说:
那时正是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
因而就有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问世.这只是胡适的“政论的导言”.其中说了三点: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胡适的文章引起了李大钊、蓝公武等人的批评.当时,北京各学校正放暑假,李大钊离京到了昌黎五峰山.读到胡适的这篇文章,便立即挥笔,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反驳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公开声明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并且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接着,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反驳李大钊等人的主张,并就“输入学理的方法”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但是,8月30日,《每周评论》第37号正在印刷的时候,北洋军阀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光顾,查封了报纸,没收了财物,登在这一期上的《四论》也胎死腹中,只有少量报纸流传出来.于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也便中止了.
当年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思想信仰各有不同,其实主要还是一种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并非政治性质的分歧.
就胡适来看,他的第一篇文章,过分强调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抹杀了学说主义的重要性,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故文章的末尾又承认“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而且指出: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这确是切中时弊之言.试想想“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主义”满天飞的情况,有些人“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不介绍这名词的函义”,扁还没有挂起来,便“空空洞洞的争”;⑤有些人则今天主张这种主义,明天又信仰那种主义,其实多是一知半解,赶时髦而已.所以李大钊在批评了胡适否定主义学说的缺点之后,“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胡适是信奉实用主义的.他强调“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主张从实际出发,这自然是很正确的.但他基于实用主义,又否定“根本解决”的革命方法与道路,只宣传他那“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的改良道路,却是片面的以至错误的了,所以李大钊对他的批评便十分正确.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或自由主义者的分歧所在.李大钊还借用日本《日日新闻》的话,指出胡适与当时的陈独秀“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这就很切实地阐明了胡适当年思想的实质,既有反对宗法专制主义顽迷思想的积极革命方面,却也有抵制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正是自由主义者的两面性特征.
李大钊的文章,不仅表明了他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立场,而且也显示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注意理论与实际相合的趋向.他指出: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势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用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
主义与主义就不知道你具体是说马克思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人本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了.总之,个人觉得:只有实践才能知道适合中国发展的是什么
胡适本来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在康奈尔大学时,他不仅有三分之一的学时选修政治、经济课程,对美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很感兴趣,而且非常关注国内和国际政治,曾为中国的民主共和政治作辩护.但1917年回国时,他已被“逼上梁山”,走向了文学革命的道路.所以,他“打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是一个谈政治的刊物,胡适也是创议人之一,但他只写过一点小说文艺之类的文字,不曾谈多少政治.第二年6月,因陈独秀被捕,胡适接编《每周评论》,于是他才有了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为什么呢?他自述说:
那时正是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
因而就有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问世.这只是胡适的“政论的导言”.其中说了三点: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胡适的文章引起了李大钊、蓝公武等人的批评.当时,北京各学校正放暑假,李大钊离京到了昌黎五峰山.读到胡适的这篇文章,便立即挥笔,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反驳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公开声明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并且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接着,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反驳李大钊等人的主张,并就“输入学理的方法”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但是,8月30日,《每周评论》第37号正在印刷的时候,北洋军阀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光顾,查封了报纸,没收了财物,登在这一期上的《四论》也胎死腹中,只有少量报纸流传出来.于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也便中止了.
当年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思想信仰各有不同,其实主要还是一种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并非政治性质的分歧.
就胡适来看,他的第一篇文章,过分强调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抹杀了学说主义的重要性,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故文章的末尾又承认“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而且指出: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这确是切中时弊之言.试想想“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主义”满天飞的情况,有些人“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不介绍这名词的函义”,扁还没有挂起来,便“空空洞洞的争”;⑤有些人则今天主张这种主义,明天又信仰那种主义,其实多是一知半解,赶时髦而已.所以李大钊在批评了胡适否定主义学说的缺点之后,“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胡适是信奉实用主义的.他强调“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主张从实际出发,这自然是很正确的.但他基于实用主义,又否定“根本解决”的革命方法与道路,只宣传他那“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的改良道路,却是片面的以至错误的了,所以李大钊对他的批评便十分正确.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或自由主义者的分歧所在.李大钊还借用日本《日日新闻》的话,指出胡适与当时的陈独秀“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这就很切实地阐明了胡适当年思想的实质,既有反对宗法专制主义顽迷思想的积极革命方面,却也有抵制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正是自由主义者的两面性特征.
李大钊的文章,不仅表明了他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立场,而且也显示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注意理论与实际相合的趋向.他指出: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势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用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
主义与主义就不知道你具体是说马克思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人本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了.总之,个人觉得:只有实践才能知道适合中国发展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