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倭寇是怎样侵犯我国的,结果如何

明朝中后期倭寇是怎样侵犯我国的,结果如何

明朝倭寇入侵时段大致可分为：明朝前期的倭患、嘉靖年间的倭患（此时期最为猖獗）、隆庆后的倭患.而嘉靖年间是倭寇对中国入侵最为严重的时期,尤其是嘉靖中期达到了极其猖獗的程度.
嘉靖年间的倭患
但其实这一问题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如此之简单,从中我们倒是发现出了国内史学工作者浓烈的民族情绪.其实,明中期的所谓“倭寇之患”,其成分基本上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正如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所指的日本武士、商人及海盗（时值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扩大海外贸易,加之日本国内处于分裂割据的混乱状态,这就为日本海盗、奸商、武士浪人侵扰我国沿海边界提供了条件）；二是葡萄牙海盗及商人；三是中国的沿海海盗集团.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也是最让我们难以相信的是,明“倭寇”的主要成分是以我们中国人为主.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
《吾学编》载：“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筹海图编·经略·叙寇源》载：“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之无赖,孑入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有之,夫岂尽为倭也”.
说到嘉靖年间的倭患必定讲一下嘉靖初年的西草湾之战和争贡之役.西草湾之战是嘉靖元年明朝军队反击葡萄牙（佛郎机）人东来之后第一次较大的作战.这一战明军是胜利者,但这一战对明朝海疆的安宁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争贡之役：嘉靖二年,日本西海道大内氏贡使宗设谦道率船三只,持正德年间勘合到达宁波.而细川氏的贡使宋素卿率船一只持弘治年间勘合到此争贡.这两次事件的发生是短暂的,但影响深远,经过两次事件明朝除派人巡视海防外,就是严加海禁.而且,葡萄牙和日本海盗商人在沿海走私更加严重,最终酿成严重倭患.
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六年是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其特点：一、次数多,时间长,规模大,地域广.二、构成贼寇的成分与前期不同.前期葡萄牙海盗占的比重大,这一时期主要是日本海盗和中国海盗,这一时期除王直外,还有邓俊文、萧显、方武等等.
嘉靖三十七年后,倭患的特点有二.一是逐渐南移,福建、广东成为重灾区.二是依附倭寇的“小民”远比嘉靖三十六年前少.
嘉靖时期倭寇猖獗的原因：一、日本政局的变化,促进了倭寇武装集团势力的发展.日本海盗集团对中国的劫掠是其根本原因.二、海盗与倭寇合流.三、明朝政治腐败,不能有效抵御倭寇的进犯.四、海防废弛.
（二）、嘉靖中后期政府的对策
第一,是政府派出将领组织御倭.
1、朱纨的御倭斗争
他是嘉靖前期的御倭将领,他整饬海防并正确处理同日本的勘合贸易,取得双屿之捷,收复双屿和浯屿.
2、王忬、张经和胡宗宪督军御倭:张经调客兵,取得王江泾大捷,胡宗宪用间歼灭徐海王直.
3、戚继光、谭纶、俞大猷御倭
第二,随着倭寇劫掠的重新猖獗,明廷也不得不注意海防,主要表现在加大防御纵深和加强北方防御两个方面.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之后,海防建没有加强之势,又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大纵深的海防防御体系.其主要措施如下： 1,招募土兵,改变军队编制体制.卫所制的破坏,使明廷不得不寻求军队建设的其他途径,募兵训练就是其中之一.
 2,增强水军建设.当时一些高级文武官员认识到,海防就是要防敌于诲,大力加强水军建设.在南直隶,俞大猷于嘉靖三十五年督率福船16只,苍船、沙船40余只.分为二哨,远哨洋山、马迹等海域.在浙江,嘉靖三十六年设海盐、澉浦、乍浦三关水寨,招募苍山、福清等船78只,官兵2千余人,组成了一支相当规模的水军.在台金严区,嘉靖四十年,戚继光造船40只,分于松门、海门二哨.整个浙江“调发广东横江、乌尾船二百余艘,改造福清船四百余只,雇税苍、沙民船复数百只”.总计约有战船近900只,较原来的439只增加一倍左右.在福建,谭纶于嘉靖四十二年提出恢复五水寨,用船200只,用兵65000人.在广东,俞大猷于隆庆三年(1569年)造船80只,编为西大哨,后又建6水寨,拥有战船260只,水军亦有增强.
　3,修筑城池,加强城镇防守.在倭寇侵犯日趋严重的形势下,沿海各地加紧修筑城池,各府县的城池逐渐完固.如浙江：沿海的6府35县,在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九年(1552—1560年)间,筑县城20座,修复8座,只有靠近内地的3座县城没没有城池.多数城池都用砖石包砌,外有城壕,上有台堞,坚固性和防御性超过前代.
　4,重新划分战区,加强防守.嘉靖末年,浙、直、闽、粤的沿海防务打破了卫所的防御区划,形成了新的防御区域.在广东,把沿海地区分成三路,设有总兵、参将、兵备佥事等官.在福建,沿海地区也分成三路,各置参将；恢复五水寨,以把总领之；另设总兵统领全省三路五寨.在浙江,总兵之下设四参六总,实际分成四个防区,在南直隶,分成江南、江北两大防区,各设总兵、参将、把总等,负责防守.这种区划便于统一指挥,协同对敌,加强了沿海防御的整体性.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就是在这种海防体系逐渐加强的过程中取得了台州大捷、平海卫大捷、剿灭吴平等—系列抗倭战斗的胜利,在浙闽粤基本平息了倭患.
明成祖：海防是关系明初政权稳固的大问题.针对海疆不靖的严峻形势,明成祖励精图治,积极筹防.从他在山东的海防作为来看,其海防政策有诸多特点,诸如“以陆固海”、“以海屏陆”、重视海防军政和“行海禁”等,其中重视陆海结合和行政建制是其亮点,并对山东海防有显著作用.但他仍然例行洪武时期的海禁并罢掉海运是其政策的败笔,这对其后中国明清政府一直没有致力于海洋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俞大猷：俞大猷作为明朝著名的水师将领.提出了：“御海上,同海岸,守内陆”三个海防层次,并将此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筑了一条完整的、有纵深层次的海防防御体系.同时,俞大猷还注重平战结合,注重后勤补给,注重武器装备,并初步奠定了古代海防思想的基础.
“以陆固海”、“以海屏陆”与“御海上,同海岸,守内陆”,重视海防军政与注重后勤补给、注重武器装备相互印证该海防思想的正确性.
总体上说,明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期以来纷乱的战争状态,应该说是很得人心的.朱元璋的反对力量已遁至浙江海上的小岛上,力量并不大.明政府在防御这些力量时主要着眼点在于防止“内外勾结”,假定内为良,外为寇,通过加强卫所、烽堠、寨堡、墩台等的建设,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因而敌的力量不足对明初海疆构成威胁.因为明初自然经济色彩浓厚,对外交易的要求不甚强烈,尽管闽浙人过去就有“通番”的传统,但这一时期该传统却因为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偃息.到永乐时,官方则不惜血本组织庞大的船队,以牺牲中外的商业贸易作为代价,同时亦耗费了明初积累起来的综合国力.正统以后政治上的衰颓养成了官僚队伍中的贪蠹、渎职之风,王朝的利益被忽视,他们惟致力于中饱私囊.卫所中的将弁成为卫所军卒的剥削者,沿海生民也因生计无着而转为政府的对立面,如因海禁政策扩大化使“沿海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人海为盗,啸聚亡命.”孙‘海盗屡出为患”,恰遇嘉靖时期倭寇的兴起,敌我力量对比急剧倾斜.朱纨的失败显示了“我”之力量的弱小,戚继光、俞大猷等的人闽虽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我”的力量,却很快这支力量中的一部分就变成了当地居民憎恶的对象.政府没有巩固好“我”的阵营,却进一步强化了“敌”的力量.应该说：“化敌为友”,最大限度地争取大多数才是消灭海患的关键.明朝部分时期在健全海防的基础上开放海禁,允许正当贸易,不仅扩大了“我”的阵营,而且部分解决了国家财政的困难,使民间海防力量为我所用,分化瓦解敌人阵营,都是“盗转为商”或“盗转为民”的重要条件.明朝后期,民间海防力量逐渐为官方利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化敌为友”的政策目标,达到了灭祸息患的目的.
这场战争的范围总体上应该界定为一场国内战争,而不是反侵略战争,虽然它有反侵略的一面,但这不是主要方面.第二,这场抗倭斗争的目的,主要在于维护明政府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虽然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但这不是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