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有什么关系

二元结构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有什么关系

2.自然二元论－－农业弱质性理论
　　（1）农业处境自然恶化论.较早提出农业自然或天然落后观点的中国学者是严瑞珍.严瑞珍（1991）认为,农业在没有外在因素干预的情况下,任其自然发展,必然走向恶化,这是农业自身所无法自行克服或扭转的,而要凭借外力所创造的新的环境条件来影响农业的走向.农业处境自然恶化规律表现在：人地比例自然恶化、农业投入自然恶化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自然扩大.
　　严瑞珍所讲的农业处境自然恶化规律的三个方面都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人为干预的结果.限制劳动力农业外转移（无论是重农抑商下的驱民归农,还是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必然导致人地比例恶化；片面的重工业偏斜战略,必然导致农业比较收益低下,缺乏投资吸引力；对农产品价格的政府干预和控制,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存在和扩大的根本原因.严瑞珍农业处境自然恶化论的不当之处在于把政府干预下农业的状况当成是农业发展的自然状况,混淆了农业落后的自然原因和制度原因.
　　（2）农业弱质性－－市场弱质性视角.农业弱质性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把农业与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当成农业弱质性的原因.卢荣善（1995）提出,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其产业特征决定了必然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农业的产业特征包括对自然的高度依赖性带来的高自然风险、高供给弹性和低需求弹性带来的高市场风险,这是一切市场型农业所共有的弱质性特征.
　　刘艳（1998）的表述代表了该种观点的标准说法：中国农业弱质性突出地表现为农户经济与市场经济强烈的不适应性,她把农户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看成是农业弱质性的最重要的原因.
　　应该说,小农的家庭经营是农业面临高市场风险的一个原因,但这并不是个体农业所独有的经营条件,因此不能成为导致农业弱质性的决定性原因.农业弱质性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现象,其原因的探究必须从中国农业的个性中寻找,这是一个根本的要求.
　　（3）农业弱质性－－生产力落后视角.较全面论述农业弱质性理论的是冯继康、李岳云.他们（2004）考察农业弱质性的着眼点也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与非农产业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弱质性特点.除了一般提出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之外,冯继康、李岳云突出强调了农业生产经营在市场运作过程中还必须正视自身的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包括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素质低下,农业科技应用推广能力弱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吸纳社会生产要素能力相对缺乏和农业比较利益提升乏力,农民社会负担居高不下.这三方面的内容实际涵盖了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农业的弱质性根源于生产力因素.
　　从生产力落后的角度看,农业弱质性作为农业天然落后的原因和表现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冯继康、李岳云把人多地少的现实约束当成是三农难题的国情之因则是犯了与严瑞珍（1991）相同的错误,没有考虑到社会制度（户籍制度）才是农业劳动力滞留农业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农业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不是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
　　在农业生产力落后问题上,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更加强调农民的教育水平的落后方面.陈志武指出,大致上,城乡收入差是由三类因素造成的：制度障碍（包括税赋、定价歧视、农民就业歧视、户籍制等）、产业差别（工业产值的乘数效应和农业产值的加数效应）和人力资本差别（城镇教育水平普遍高,农民教育水平普遍低）.虽然消除制度上的障碍是大家的共识,但即使制度上的障碍都不存在了,我们仍不得不看到农业和非农业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前景这一事实,农业落后问题不可改变.
　　（4）农业弱质性－－固定资产低效利用视角.余维祥（1994）指出,同第二、三产业相比,农业存在着不少先天或后天性的弱点,其中,农业需用固定资产多而利用率低,生产周期长而资金周转慢,从而使农业部门在市场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张忠法、李文（1996）也在对农业的市场风险的表述中,提出农业生产需要的固定资产多,利用率低,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技术进步滞后问题,把农业固定资产利用的自然属性作为农业比较收益低进而是市场风险大的理由.
　　表面上,说农业固定资产利用效率低和亚当·斯密提出的农业生产不利于分工的发展导致农业落后的观点是相似的,都是从农业生产自然特点角度证明农业的弱质性和落后性.但是,农业固定资产利用率低并不是导致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资本能够自由转移流动的条件下,按照马克思利润平均化原理,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必然把农业部门确定在一个合理的资本有机构成水平,而不会长期存在农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收益低的状况.从这种意义上看,农业比较收益低的原因,进而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原因仅仅从农业生产的自然弱质性角度是不能得到说明的.
　　　　3.制度二元论－－对现代部门兴起的解释
　　（1）现代工业部门的兴起是工业偏斜战略的产物.中国学术界普遍认同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形成是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产物,工农业的产业差别是国家政策、体制和制度偏好的结果.
　　李亨章（1989）在他文章的注释中揭示了发达国家二元结构不明显的原因是一个市场机制起作用的自然史的过程,工业部门并没有得到国家的特殊照顾,工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不惜一切代价致力于工业化的实现,从而派生出工业偏向的工业化战略和对工业的优惠和保护政策.在整体国民经济比较落后的产业结构中,工业的片面发展必然拉大与农业的发展差距,形成二元结构中的产业差别.
　　林毅夫等（1994）提出,重工业化战略与中国资源比较优势的背离导致重工业优先增长无法借助市场机制得以实现,必须借助一套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和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和管理办法……以及一系列剥夺企业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才能实现.社会政策、体制和制度的工业偏向保证了在资金稀缺的经济中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用吴伟东等（1988）的话说,我国城市工业是以�封育�的方式,在城乡隔离政策以及人口爆炸等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从这些论述看,制度二元论者把工业先进的原因归结为工业的制度（广义的制度）优势,而不是工业自身的产业优势.
　　（2）现代工业部门的兴起以歧视农业为代价.对工业的优待并不一定导致工农业产业差别长期存在,就像受到国家保护的产业部门并不是该国的优势产业的道理一样.因此,要全面说明中国现代工业部门的优势,还必须从工农业关系上进行全面说明工农业二元结构加剧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是传统工业化战略采取了歧视农业的政策措施.杨俊青（2005）指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选择了类似前苏联的�原始积累�方式－－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掠夺农业、发展城市工业.严瑞珍等（1988）也将二元经济结构与剪刀差联系起来：过大的剪刀差是先进的城市,落后的农村,先进的工业,落后的农业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经济基础之一.
　　（3）现代工业部门发展的微观激励机制扭曲.在蔡防（2003）看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中还包含了对理性人激励的扭曲,这种扭曲进一步强化工农业的二元结构.人民公社体制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往往采取强制性手段,抑制劳动者的积极性；高估本国币值,利用出口农产品补贴进口工业设备；再加上国内的信贷配给或至少是某些低息贷款条款,降低了资本的国内使用成本……原则上说,汇率高估或提供低于市场借款利息的信贷能够对资本密集型技术产生强有力刺激.
　　这些扭曲的激励政策措施使得中国在劳动力过剩和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出现了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广泛使用,导致工业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这样的工业发展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大量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力并没有伴随农业剩余实现转移,过剩劳动力大量在农业积聚导致农业资源禀赋条件进一步恶化（人多地少）,农业的落后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