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我最崇拜的人》尽量少,我得背下来.大约200-300字左右吧,快点! 第一个回答有200字我就给他10分

写《我最崇拜的人》
尽量少,我得背下来.
大约200-300字左右吧,快点!
第一个回答有200字我就给他10分

爱因斯坦逃学记
1895年春天,爱因斯坦已16岁了.根据德国当时的法律,男孩只有在17岁以前离开德国才可以不必回来服兵役.由于对军国主义深恶痛绝,加之独自一人呆在军营般的路易波尔德中学已忍无可忍,爱因斯坦没有同父母商量就私自决定离开德国,去意大利与父母团聚.
但是,半途退学,将来拿不到文凭怎么办呢?一向忠厚、单纯的爱因斯坦,情急之中竟想出一个自以为不错的点子.他请数学老师给他开了张证明,说他数学成绩优异,早达到大学水平.又从一个熟悉的医生那里弄来一张病假证明,说他神经衰弱,需要回家静养.爱因斯坦以为有这两个证明,就可逃出这厌恶的地方.
谁知,他还没提出申请,训导主任却把他叫了去,以他败坏班风,不守校纪的理由勒令退学.爱因斯坦脸红了,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能离开这所中学,他都心甘情愿,也顾不得什么了.他只是为自己想出一个并未实施的狡猾的点子突然感到内疚,后来每提及此事,爱因斯坦都内疚不已.大概这种事情与他坦率、真诚的个性相去太远.
■拒绝出任以色列第二任总统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诞生,但不久以色列与周围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便爆发了.已经定居在美国十多年的爱因斯坦立即向媒体宣称：“现在,以色列人再不能后退了,我们应该战斗.犹太人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在一个对他们存有敌对情绪的世界上生存下去.”1952年11月9日,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在此前一天,就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向爱因斯坦转达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信,正式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当日晚,一位记者给爱因斯坦的住所打来电话,询问爱因斯坦：“听说要请您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教授先生.您会接受吗?”“不会.我当不了总统.”“总统没有多少具体事务,他的位置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您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由您来担任以色列总统,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了.”“不,我干不了.” 爱因斯坦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驻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打来的.大使说：“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本·古里安的指示,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您当总统候选人,您愿意接受吗?”“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您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 大使进一步劝说：“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胜任的.”“魏茨曼和我不是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您呢!” 爱因斯坦的确被同胞们的好意感动了,但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委婉地拒绝大使和以色列政府,又不使他们失望,不让他们窘迫.不久,爱因斯坦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他还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话：“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爱因斯坦怎样走近中国?
早在1919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开始介绍到中国,特别是通过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因斯坦本人的目光也曾一次次地投射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国,1922年冬天,他应邀到日本讲学,往返途中,两次经过上海,一共停留了三天,亲眼看到了处于苦难中的中国,并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在旅行日记中记下“悲惨的图象”和他的感慨：“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0、21页）十几年后（1936年）,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前来年进修的周培源第一次个别交谈时就说：“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他的同情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不是挂在嘴上,而是付诸行动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从东北作为突破口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当时的国际社会却表现出无奈和无能,当年11年17日,爱因斯坦公开谴责日本侵略东三省的行径,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可惜回音空荡.1932年10月,“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时已被开除出党）在上海被捕,他和罗素、杜威等具有国际声望的知识分子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1937年3月,主张抗日的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七君子”锒铛入狱后,他又联合杜威、孟禄等著名知识分子通电援救,向国民党当局施加道义的压力.1938年6月,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他还和罗斯福总统的长子一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2000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活动.
爱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爱是没有国界的,他对中国的感情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建立在人类的同情心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之上.他的思想也对中国日益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还在读初二的少年许良英就是他的热情崇拜者,希望长大了做一个像他那样的科学家.1934年,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在欧洲出版,几年后（1937年抗战前夕）就有了中译本,是留学法国的物理学教授叶蕴理根据法文译本转译的,由于国难当头,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但青年许良英在1938年上大学前有幸买到了一本,并认真精读了一遍,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地思考人生的意义、人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爱因斯坦的许多至理名言令他终生难忘,爱因斯坦的形象在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后,许良英和周培源都曾发表长篇悼念文章.不幸的是1968年到1976年的8年间,爱因斯坦在中国竟成了“本世纪以来最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四人帮”掀起了一场荒诞的批评爱因斯坦运动,好在多数科学家不予理睬,实际上进行了抵制.1979年,北京还隆重举行了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