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传播的定义

手机传播的定义

以手机报、手机电视为代表的手机媒体以其及时的传播速度、强大的内容整合功能、个性化的传播功能对推动传媒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弊端.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考. 90年代以来,人类传播技术中社会渗透性最深广、扩散最迅猛的莫过于手机.手机传播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与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得到加强,更多的日常生活、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的要素和手机传播日益发生更紧密的关联.于是,手机传播的广泛社会含意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正得到生动而方法多样的探索.诸如：手机传播的接近权问题,作为新的社会动员与协调力量的手机传播,手机影响下的人类关系/人类对话,手机与当代人际传播的变迁的关联.等等.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并提出进一步的探索方向就成为必要. 最近40年来,传播技术发展狂飙突进,技术的使用方式也在不断创新.“信息社会”这个流行的概念有力地表达了信息和传播技术革命的社会效果.但是信息社会的理论并没有洞察信息和传播技术的社会含意和建构力,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导向一种狭隘的信息观（Stephen Lax,2001,P3）；“媒介即讯息”也固然说明信息与技术革命使信息的流量海量增长,但更重要的是改变、建构和重构了我们接近信息、接近他人、接近社会组织、接近服务和技术本身的方式和过程以及建构和重构了满足因素与满足主体. 90年代,人类传播技术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互联网广泛的社会渗透力,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相对廉价的移动通讯的大量散播——“手机变成了人类生活复杂的激动人心的东西”（Paul Levinson,2004,Pxiii）；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手机都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普遍特征（S.Venkatraman,2006,P32）,并很快成为一种重构日常生活、年轻人互动、青少年社会化、与他人获得并保持联系、愉悦以及商业活动、社会行动、爱与战争乃至政治生活的有力力量(Paul Levinson,2004;Sandra Sieber .etc.,2003, Bartos Theater,2005)；而无处不在的手机广告（各种大众传媒、各种运动会场馆、运动员衣服、户外广告牌、灯箱中充当时尚女郎项链的手机画报等等）也在诉说着它的能量、智慧和文化冲击力,大众出版物充满手机使用的信息,关于手机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也有许多轶事式的评价. 因此,探索这场技术革命的本质和程度以及手机传播和社会互动的深刻关系正当其时.大量研究文献、各种有关手机传播的国际会议[1]的召开以及手机研究中心[2]的建立就是人们热情探讨问题的明证.研究的问题可谓林林种种：流行文化如何对新玩意、小发明和媒介起作用?手机技术如何改变/未改变我们在场、缺席的观念?手机技术如何改变/未改变我们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手机技术如何创造、破坏、强化不同的传播实践?我们能够发展哪些概念框架去理解手机传播技术和日常生活中的传播技术的角色?“假如要确信自己是这个世纪的人,这是你必须拥有的物件” (Mizuko Ito,2006) ,为何是必须拥有的?等等. 尽管如此,社会还是“忽视了作为社会性主要特征的移动性”(Jim McGuigan ,2005,P45),尤其是人的移动性.本文要对这些问题作作概要式梳理并作进一步探讨. 一、手机技术的逻辑：从政治、市场到个性利用 电话、无线电和因特网起源于军事研究机构,随后转移到学术圈并快速进入市场,都代表了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的逻辑.手机虽然并非源于军事研究机构,但却完美地体现了这个逻辑——从1G（模拟蜂房——Analog Cellular）发展到2G（多元数字系统——Multiple Digital Systems）再到3G（GSM革命）；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只有声音的传播到90年代短消息、数据交换和声音兼容再到目前高速数据通信、无线上网、高清晰录像、收看电视等新功能的开发.手机生产、服务商无不关注手机发展的最新趋势,因为他们需要在一个快速变化的全球手机市场上抓住机会,迅速拓展业务. 美国使手机传播成为可能,而手机带来的社会冲击力以及由此形成特有的手机文化则是北欧州（主要是瑞典和芬兰）的发明,而非美国.为何?“只有当蜂房概念被北欧意识到,由于政治因素,系统才得以蔓延”(Jon Agar ,2005,P44),瑞典的“社会民主制和国际主义”以及“技术热情”使然.现代手机诞生于1982,NMT[3]（Nordic Mobile Telephone Group——NMT）设置的参数成为了欧洲标准. 1987年,手机通讯全球系统（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建立,并在1991年启动.GSM的特殊性在于：1.减少不同国家的标准差异,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泛欧洲手机传播,使“欧洲”从技术统一需要最终发展为政治统一(Jon Agar ,2005,P60)；2.也“提供了一个可怕的全球市场领导者”,这使欧洲增长了对美国和日本的经济挑战.使世界各种组织机构从政治、经济到文化都不得不考虑欧洲(Jon Agar ,2005,P61)；3.使漫游得以松绑和便宜（美国与此相反）.1995年,GSM标准覆盖全欧洲；1996年,该标准在欧洲之外被采纳,GSM电话在103个国家出现（从澳洲到俄国,从南非到美国）.至今,GSM也保持着最为成功的地位,有140个国家使用这个参数标准. 于是,在欧洲、美洲和亚洲,手机成为诺基亚、摩托罗拉和其他大公司检验技术聚集的实验室.到2000年,发达国家的移动电话订户很轻易地就超过了互联网的使用者,并且,在发展中国家,移动电话网络正很快地超越固定电话.目前,全球有20亿人使用手机,占了世界人口的1/3；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普及率达到乃至超过100%；即便是在非洲,2000-2002.5,移动电话的数量从200万增加到3000万,和固定电话一样普遍(温卡塔拉曼,2006)；而在中国,到2005年6月,我国近25%的国民拥有移动电话.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市场利润的驱动力. 除了手机本身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产业部门,它还开发和带动了诸多产业的发展.譬如：短信写作行业以及短信收入成为服务商盈利摇钱树.2002年9月,在美国大选期间,超过10亿短消息被发出.2003年新年前夕,意大利1.5亿短消息被发出,英国也有1亿文本问候；手机时尚和个性代言的需求,引起民间艺术创意屋工业；响铃工业一年有50亿美元的市场(James Karz,in Bartos Theater,2005),这是手机普及带来的具有教育意义的一种副工业产品. 除了一些小工业瞄准移动游戏等适应手机的视频内容,当前一个最大的动向是巨型手机营运商试图成为手机媒介内容的主要供应者.比如：摩托罗拉的愿景是整合移动多媒体内容到人民的日常习惯中去,它发展了独一无二的iPod,并已经获得iTunes,预计到2008年,发展iTunes中国手机用户500百万(Jing Wang,in Bartos Theater,2005). 随着3G手机发展和制度安排的变化,手机市场将成为更具有丰厚回报的行业,乃至社会支柱性行业. 如今,在市场逻辑建构手机技术的同时,人们也在不断创造手机的使用功能.二者共同建构着未来手机技术发展.著有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禧年总结》等著作的美国著名网络社会学家卡斯特尔提出“讯息即媒介”的概念就是为了说明人们对技术的建构力.例如音乐手机这个媒介就是按照年轻人的口味专门定制的. 这种创造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和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背离和倒转了政治和资本控制的逻辑,但比之启蒙时代技术革新被看作是为了满足具体需要和目的“阑尾切除术”（Appendectomy）来说,当代包括手机在内的技术革新使人们陷入了“毒品上瘾”（Drug addiction）的困境；如果说过去的技术是有着既定轨道和有可预知的未来的“胚胎”（Embryo）,而手机却是古怪的漫无目的的“任意漫步者”（a random walk）；如果说过去的技术是需要特殊的条件才能够生存、发展的“小生境居民”（Niche-dweller）,手机则成为“杂草”（weed）,可以随处丛生(James Katz&Mark Aakhus,2002). 二、手机的社会含意：研究的多元面向 作为“多目的装置”(Hulme, M.,2001)的手机有一系列社会内涵：是传播工具,也是通过游戏的娱乐装置；是定位装置和信息工具,也是警报钟；是一个议程设置,也是宁静的照相机和电邮系统；是商业节点,也是假谈（人们假装在手机上说话,以抗拒孤独和恐惧）；它的异质使用还被看作适合用来确定人们的社会身份(James Katz,in Bartos Theater,2005). 如同人们对所有电子传播技术都曾经提出过种种二元问题一样,手机传播的广泛社会意义也面临同样的追问?——手机刺激了还是削弱了社会资本?手机导致社会互动的割据还是新形式的联合?对公共领域殖民还是重建公共领域?促进了人类交流还是使交流更无奈?更民主还是更专制?问题出现二元论的分裂似乎有些命定——矛盾早就内含于手机(Cellphone)的词源含义.cell：1.细胞：具有细胞般的生殖能力——无论走到哪里,能生成新的社会、可能性和新关系；2.蜂窝：壅塞在密密麻麻的蜂房里,忙忙碌碌地喧嚷,丧失一切独立生存空间；3.牢房：联络功能超过了人类一切其他技术手段,可以随时随地呼叫,但也随时随地被呼叫,牢牢锁在无处藏身随时待命的牢笼里（Paul Levinson,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