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作文网《史记》中的人物评论就是对《史记》当中的某一人物进行评论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神马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语文作业 时间：2024/11/11 09:43:49
《史记》中的人物评论
就是对《史记》当中的某一人物进行评论
就是对《史记》当中的某一人物进行评论
人物传记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著《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其中大部分是人物传记.人物传记虽然不能代替全面的历史研究.却能使历史研究大为丰富、深入而具体.
在中国历史上,文学和史学本是一家.司马迁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他的作品既属史学,又属文学.我们相信中国现代传记史学和传记文学一定可以相互推动而兴盛发展.
但是,在各种传记的写作中,还存在着一些应注意的问题；同时,在大、中学校的历史教学中,也遇到了如何运用传记资料的问题.因此,仅就这类问题,谈几点个人的粗浅体会.
第一,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订正一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占有材料,弄清历史事实,是进行历史研究的最基本的条件.弄清历史事实,才能准确判断.要弄清事实,不仅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还要对材料进行分析,作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考订工作.
立传以前,先编《年谱》,是一个好方法.在我看过的各种《年谱》中,以梁启超年谱（《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那种编法用处较大.它把谱主的言行、著述,包括公私信件等所有资料,都按顺序逐年逐日的排比出来了,让人看了一目了然.我们尽管也可以不同意编者的观点,但是其方法却很值得借鉴.总之,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做法：“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
必须纠正所谓资料和考证工作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事,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只是研究理论就行了的错误观点.理论如果不以史实作基础,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空中楼阁.我们看马克思是如何写《资本论》的,就知道上述说法是如何荒唐可笑了.
第二,评价历史人物要分析历史人物成长的时代和各种社会条件.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已是史学界公认的了.但是,他何以能成为这样的人物,这就需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科学的说明.
论者往往都指出了这一事实,即：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这当然是对的.但,人们不禁要问：梁启超、朱执信等在辛亥革命前留日期间也接触过马克思学说（梁在1902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朱在1906年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就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他们那时何以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当然要探讨多方面的因素,但首先还是需要从时代条件上来分析.
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加上李大钊的一些个人条件,如：在日本接触马克思学说较早,有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急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朴素的辩证思想,等等,因而他在十月革命后才能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是历史的老问题了.我们当然是应该首先肯定前者,其次才谈得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第三,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处理好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1956年6月,邓颖超同志在和作家韩素音的一次谈话中,把中国人民比作大海,把领导人比作浪头上的“白色泡沫”,“大海生下这些白色泡沫,负载着这些白色泡沫,这些白色泡沫常常更生,但是如果没有大海,这些白色泡沫就不存在了”（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一部,香港南粤出版社1974年版,第1页）.这个形象的比喻,深刻他说明了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历史上有许多风云一时的人物,正如迅速消失的“白色泡沫”一样,只是昙花一现!而那些永远不脱离人民这个大海的人,却能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端,永葆青春,万世流芳!
正确评价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四,评价历史人物要具体地分析人物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
每一个历史人物,不管他是多么伟大的人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周恩来同志在1949年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学习毛泽东时说：“毛主席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的,他否定过去,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是有一个过程的.”我觉得把人物思想发展的过程,分析得比较细致一些,才能符合或接近历史的实际.
我们有些传记作者往往把人物简单化了.只要是正面人物,几乎从幼年时代起都是“天才”,都是“神童”,造反精神都很强,二91都是百分之百正确.而一旦被打倒,又全部皆非.这种写法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五,评价历史人物不要回避和篡改历史事实.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从这个社会生长出来的革命人物,也必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有些史实,我们不应回避,而是要去科学地说明.例如,李大钊早年怎样去日本留学和怎样到北京办《晨钟报》（后改《晨报》）便不能不提到研究系的汤化龙.又如李大钊在北方怎样利用吴佩孚开展工作,便不能不提到吴的幕僚白坚武.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在涉及到这些人和李大钊的关系时,往往略而不谈,或者语焉不佯,好象讲清楚了就有损于大钊同志的声誉.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大钊同志虽然早年和这些人有过关系,但很快就和他们分道扬镳了,这有什么可忌讳的呢?讲清楚了,可以使人从中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相反,则使人们只看到一些偶然的现象,而无法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
尤有甚者,我们一些同志看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文章中夹杂有错误观点时,往往表示惊奇,因而大加斧凿.有的文集编者,在删节了原文后,甚至连删节号都不保留.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历史问题是可以从历史上说得清楚的.有些问题,也不是什么错误观点,只不过是客观史实而已.例如,李大钊在1918年所写的著名论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于列宁的名字之后,也提到了托洛茨基,这有什么可怪呢?因为托洛茨基是当年苏维埃红军的负责人嘛!如此等等,还是以保持历史原貌为好,后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民日报》曾转载过江西同志的一篇文章,呼吁：请勿在历史文件上滥施刀斧.讲得是很对的.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包括资料、档案工作者）是否可以这样相约：对待历史文献,除作者本人有权修改自己的文章外,任何个人不要擅自更动.编者如果有话要说,可以采用说明或注释的办法表达.
第六,评价历史人物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而是要通过现象,看出本质.
以李大钊《狱中自述》为例.从现象上看,这似是一篇“供状”,其中不仅讲到本人历史和国答了法官的若干问题,最后还有望“宽大处理”的字样.“四人帮”正是以此来攻击大钊同志并要把他打成“叛徒”的.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细读《自述》,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得出和“四人帮”完全相反的结论.只要指出以下三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1）李大钊虽然讲述了自己的历史,但只是亮出了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公开身分,丝毫没有提及在共产党中的身份,甚至连是否共产党员也只字未提.
（2）在约三千字的《自述》中,回答了若干问题（这些问题是为什么寄居于庚款委员会、联俄问题、中俄有无密约、经费问题、左右派问题、工人有无暴动计划）,但没有一字一句是暴露组织、泄露秘密和损害同志的.回答内容完全是应付敌人的,因此使敌人从《自述》中毫无所获.
（3）至于里“宽大处理”的词句,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呢?当时和李大钊同时被难者共二十人,其中多数为青年学生.李大钊为了掩护和救出这些青年,在《自述》的最后讲了下面一段话：“今既被捕,惟有直言,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自己把责任担起来,牺牲个人,掩护同志,这能说是“叛徒”行为吗?恰恰相反,这段话正好显示了李大钊同志的高贵品质.现在,革命博物馆已经把《狱中自述》公开展出.我认为这样很好,是非自有公论,也是对“四人帮”那样垄断资料、信口雌黄的一种有力批判.
在历史人物中,这种现象,恐还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透过现象看其本质,实事求是地做出公正评价,而不能象“四人帮”那样断章取义,抓住片言只语,随意加人以罪名.
第七,评价历史人物既不要苛求,也不必溢美.
对历史人物不要苛求,但也不要溢美.溢美,便失去了真实.这种毛病,容易发生在对一些正面人物的评述上.认为大方向没错,渲染、夸张一点,也没有什么.这不是一个严谨的历史工作者所应采取的态度.
因此,我们的传记作者,对于有些未经查实的传说、回忆和某些文字记载,即使很形象、很光彩,作为文学作品可以写,但作为科学的历史还是以先不写为宜,待查实后再写.文学作品允许写出可能发生而不必实有的情节；而历史著作只能记述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不允许想象和夸张.
第八,评价历史人物要进一步拨乱反正.
在“四人帮”猖狂的十年里,不仅制造了大批的冤案、错案、假案,而且对许多历史人物进行了歪曲和诽谤.在评价历史人物上拨乱反正,还是需要一番艰苦的斗争的.
“青史凭谁定是非?”这是一百多年以前,林则徐在遭到投降派的阴谋陷害后所发出的感叹.一百多年后,受到“四人帮”陷害以及受到株连的同志,仍然有着这样的感叹.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老同志在听到有人要给自己的战友写传时愿意倾囊相助的原因.看来,继续清除“四人帮”的流毒,为广大的革命烈士和在历史上有过贡献的人物树碑立传,还是一件十分迫切和十分繁重的任务.
第九,评价历史人物要顾及全面.
我们不仅要给正面人物立传,也要给反面人物立传.司马迁著《史记》,就写出了各个方面的人物.既为帝王将相贵族等上层统治人物作传,也为游侠、刺客、医生、卜者、商人、俳优等社会各阶层人物作传.
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在提倡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也是号召要编出正反两方面的资料,要从多方面去分析,“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因此,我们评价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人物,不仅要写出革命史上的烈士,也要写出清史、民国史上的各种类型的代表人物.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得有成绩了,一部可读的中国近现代的信史就不难出现了.
评价正面人物易于溢美,而评价反面人物又易于简单化.这也是需要注意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都不能是千人一面,要写出人物的特点.袁世凯不同于慈禧,蒋介石也不同于汪精卫.
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有过许多前后期变化很大的人物,有的由好到坏（如陈独秀）,有的由坏到好（如杨度）.有的甚至更为曲折和复杂.对于这样一些人物,我们更要谨慎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其本来之是,非其本来之非,功就是真正的功,过就是真正的过,既不因功而掩盖其过,也不因过而抹煞其功.只有这样,我们的历史学才可能成为科学,而不至于像实用主义者那样,把历史弄成可以随意打扮、随意涂抹的女孩子.
第十,编写和讲解人物传记要寓论于史,力求形象化.
历史人物及其活动,是具体的.我们的人物传记和课堂教学,也应该生动具体地反映出来.司马迁著《史记》,不是给人物写履历表,而是塑造形象.他掌握了大量的真实可靠的材料,抓住几个典型,用生动的语言,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因而使人们久久不能忘记而千古流传.从这些形象的记载中,使人们也清楚地看出了作者的观点：有褒有贬.这种方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寓论于史.
一般说来,写人物传记,对于尽人皆知的教科书上的背景材料不宜枯燥的罗列过多,而应画龙点晴,学习上述的那种写法.
在中国历史上,文学和史学本是一家.司马迁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他的作品既属史学,又属文学.我们相信中国现代传记史学和传记文学一定可以相互推动而兴盛发展.
但是,在各种传记的写作中,还存在着一些应注意的问题；同时,在大、中学校的历史教学中,也遇到了如何运用传记资料的问题.因此,仅就这类问题,谈几点个人的粗浅体会.
第一,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订正一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占有材料,弄清历史事实,是进行历史研究的最基本的条件.弄清历史事实,才能准确判断.要弄清事实,不仅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还要对材料进行分析,作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考订工作.
立传以前,先编《年谱》,是一个好方法.在我看过的各种《年谱》中,以梁启超年谱（《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那种编法用处较大.它把谱主的言行、著述,包括公私信件等所有资料,都按顺序逐年逐日的排比出来了,让人看了一目了然.我们尽管也可以不同意编者的观点,但是其方法却很值得借鉴.总之,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做法：“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
必须纠正所谓资料和考证工作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事,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只是研究理论就行了的错误观点.理论如果不以史实作基础,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空中楼阁.我们看马克思是如何写《资本论》的,就知道上述说法是如何荒唐可笑了.
第二,评价历史人物要分析历史人物成长的时代和各种社会条件.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已是史学界公认的了.但是,他何以能成为这样的人物,这就需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科学的说明.
论者往往都指出了这一事实,即：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这当然是对的.但,人们不禁要问：梁启超、朱执信等在辛亥革命前留日期间也接触过马克思学说（梁在1902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朱在1906年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就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他们那时何以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当然要探讨多方面的因素,但首先还是需要从时代条件上来分析.
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加上李大钊的一些个人条件,如：在日本接触马克思学说较早,有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急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朴素的辩证思想,等等,因而他在十月革命后才能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是历史的老问题了.我们当然是应该首先肯定前者,其次才谈得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第三,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处理好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1956年6月,邓颖超同志在和作家韩素音的一次谈话中,把中国人民比作大海,把领导人比作浪头上的“白色泡沫”,“大海生下这些白色泡沫,负载着这些白色泡沫,这些白色泡沫常常更生,但是如果没有大海,这些白色泡沫就不存在了”（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一部,香港南粤出版社1974年版,第1页）.这个形象的比喻,深刻他说明了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历史上有许多风云一时的人物,正如迅速消失的“白色泡沫”一样,只是昙花一现!而那些永远不脱离人民这个大海的人,却能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端,永葆青春,万世流芳!
正确评价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四,评价历史人物要具体地分析人物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
每一个历史人物,不管他是多么伟大的人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周恩来同志在1949年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学习毛泽东时说：“毛主席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的,他否定过去,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是有一个过程的.”我觉得把人物思想发展的过程,分析得比较细致一些,才能符合或接近历史的实际.
我们有些传记作者往往把人物简单化了.只要是正面人物,几乎从幼年时代起都是“天才”,都是“神童”,造反精神都很强,二91都是百分之百正确.而一旦被打倒,又全部皆非.这种写法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五,评价历史人物不要回避和篡改历史事实.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从这个社会生长出来的革命人物,也必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有些史实,我们不应回避,而是要去科学地说明.例如,李大钊早年怎样去日本留学和怎样到北京办《晨钟报》（后改《晨报》）便不能不提到研究系的汤化龙.又如李大钊在北方怎样利用吴佩孚开展工作,便不能不提到吴的幕僚白坚武.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在涉及到这些人和李大钊的关系时,往往略而不谈,或者语焉不佯,好象讲清楚了就有损于大钊同志的声誉.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大钊同志虽然早年和这些人有过关系,但很快就和他们分道扬镳了,这有什么可忌讳的呢?讲清楚了,可以使人从中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相反,则使人们只看到一些偶然的现象,而无法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
尤有甚者,我们一些同志看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文章中夹杂有错误观点时,往往表示惊奇,因而大加斧凿.有的文集编者,在删节了原文后,甚至连删节号都不保留.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历史问题是可以从历史上说得清楚的.有些问题,也不是什么错误观点,只不过是客观史实而已.例如,李大钊在1918年所写的著名论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于列宁的名字之后,也提到了托洛茨基,这有什么可怪呢?因为托洛茨基是当年苏维埃红军的负责人嘛!如此等等,还是以保持历史原貌为好,后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民日报》曾转载过江西同志的一篇文章,呼吁：请勿在历史文件上滥施刀斧.讲得是很对的.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包括资料、档案工作者）是否可以这样相约：对待历史文献,除作者本人有权修改自己的文章外,任何个人不要擅自更动.编者如果有话要说,可以采用说明或注释的办法表达.
第六,评价历史人物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而是要通过现象,看出本质.
以李大钊《狱中自述》为例.从现象上看,这似是一篇“供状”,其中不仅讲到本人历史和国答了法官的若干问题,最后还有望“宽大处理”的字样.“四人帮”正是以此来攻击大钊同志并要把他打成“叛徒”的.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细读《自述》,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得出和“四人帮”完全相反的结论.只要指出以下三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1）李大钊虽然讲述了自己的历史,但只是亮出了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公开身分,丝毫没有提及在共产党中的身份,甚至连是否共产党员也只字未提.
（2）在约三千字的《自述》中,回答了若干问题（这些问题是为什么寄居于庚款委员会、联俄问题、中俄有无密约、经费问题、左右派问题、工人有无暴动计划）,但没有一字一句是暴露组织、泄露秘密和损害同志的.回答内容完全是应付敌人的,因此使敌人从《自述》中毫无所获.
（3）至于里“宽大处理”的词句,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呢?当时和李大钊同时被难者共二十人,其中多数为青年学生.李大钊为了掩护和救出这些青年,在《自述》的最后讲了下面一段话：“今既被捕,惟有直言,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自己把责任担起来,牺牲个人,掩护同志,这能说是“叛徒”行为吗?恰恰相反,这段话正好显示了李大钊同志的高贵品质.现在,革命博物馆已经把《狱中自述》公开展出.我认为这样很好,是非自有公论,也是对“四人帮”那样垄断资料、信口雌黄的一种有力批判.
在历史人物中,这种现象,恐还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透过现象看其本质,实事求是地做出公正评价,而不能象“四人帮”那样断章取义,抓住片言只语,随意加人以罪名.
第七,评价历史人物既不要苛求,也不必溢美.
对历史人物不要苛求,但也不要溢美.溢美,便失去了真实.这种毛病,容易发生在对一些正面人物的评述上.认为大方向没错,渲染、夸张一点,也没有什么.这不是一个严谨的历史工作者所应采取的态度.
因此,我们的传记作者,对于有些未经查实的传说、回忆和某些文字记载,即使很形象、很光彩,作为文学作品可以写,但作为科学的历史还是以先不写为宜,待查实后再写.文学作品允许写出可能发生而不必实有的情节；而历史著作只能记述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不允许想象和夸张.
第八,评价历史人物要进一步拨乱反正.
在“四人帮”猖狂的十年里,不仅制造了大批的冤案、错案、假案,而且对许多历史人物进行了歪曲和诽谤.在评价历史人物上拨乱反正,还是需要一番艰苦的斗争的.
“青史凭谁定是非?”这是一百多年以前,林则徐在遭到投降派的阴谋陷害后所发出的感叹.一百多年后,受到“四人帮”陷害以及受到株连的同志,仍然有着这样的感叹.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老同志在听到有人要给自己的战友写传时愿意倾囊相助的原因.看来,继续清除“四人帮”的流毒,为广大的革命烈士和在历史上有过贡献的人物树碑立传,还是一件十分迫切和十分繁重的任务.
第九,评价历史人物要顾及全面.
我们不仅要给正面人物立传,也要给反面人物立传.司马迁著《史记》,就写出了各个方面的人物.既为帝王将相贵族等上层统治人物作传,也为游侠、刺客、医生、卜者、商人、俳优等社会各阶层人物作传.
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在提倡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也是号召要编出正反两方面的资料,要从多方面去分析,“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因此,我们评价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人物,不仅要写出革命史上的烈士,也要写出清史、民国史上的各种类型的代表人物.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得有成绩了,一部可读的中国近现代的信史就不难出现了.
评价正面人物易于溢美,而评价反面人物又易于简单化.这也是需要注意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都不能是千人一面,要写出人物的特点.袁世凯不同于慈禧,蒋介石也不同于汪精卫.
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有过许多前后期变化很大的人物,有的由好到坏（如陈独秀）,有的由坏到好（如杨度）.有的甚至更为曲折和复杂.对于这样一些人物,我们更要谨慎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其本来之是,非其本来之非,功就是真正的功,过就是真正的过,既不因功而掩盖其过,也不因过而抹煞其功.只有这样,我们的历史学才可能成为科学,而不至于像实用主义者那样,把历史弄成可以随意打扮、随意涂抹的女孩子.
第十,编写和讲解人物传记要寓论于史,力求形象化.
历史人物及其活动,是具体的.我们的人物传记和课堂教学,也应该生动具体地反映出来.司马迁著《史记》,不是给人物写履历表,而是塑造形象.他掌握了大量的真实可靠的材料,抓住几个典型,用生动的语言,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因而使人们久久不能忘记而千古流传.从这些形象的记载中,使人们也清楚地看出了作者的观点：有褒有贬.这种方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寓论于史.
一般说来,写人物传记,对于尽人皆知的教科书上的背景材料不宜枯燥的罗列过多,而应画龙点晴,学习上述的那种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