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作文网曹操唯才是举的主张对现在有何现实意义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神马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语文作业 时间：2024/11/18 18:06:32
曹操唯才是举的主张对现在有何现实意义
对于德与才的问题.曹操的政策是：德才兼备,唯才是举.
曹操既然有这样一种平民意识和务实精神,那么,他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就不会像袁绍那样“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他需要的,是那些能够实实在在帮助他平治天下的人.为此,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先后三次颁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曹操说,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因此只能讲能干不能干,不能吹毛求疵,讲究太多.如果一定要求道德品质无可挑剔,方方面面十全十美,那么齐桓公又何以能够成就霸业?高皇帝又怎么能够创立大汉?所以,只要是人才,有“治国用兵之术”,哪怕有不好的名声(污辱之名),被人耻笑的行为(见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也请大家推荐,我一定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吾得而用之).
曹操的《求贤令》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帝国的用人制度(两汉察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而后代之以魏晋荐举制度,至隋唐始改为科举制度),也牵涉到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那就是德与才的关系.理想的境界当然是德才兼备,曹操却明确提出“唯才是举”.所谓“唯才是举”,就是说,只要有才就行,德可以不问,甚至“不仁不孝”也不要紧.
曹操决不是“唯道德论”者.他并不认为道德是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甚至不认为是第一标准.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以道德为唯一标准和第一标准,就可能会出现三个问题.一是有德无才.选拔出来的人,品质倒是没有问题,可惜什么都不会,啥也干不了,是没有用的老好人.二是求全责备.一些有才能甚至有特殊才能的人,因为道德品质有瑕疵或者有问题而不得选拔.三是弄虚作假.比如为了得到选拔,做政治秀,做道德秀,结果是道德变成不道德,东汉末年就是这样.
那么,主张“德才兼备”不行吗?崔琰、毛玠,不就是德才兼备吗?德才兼备当然好,但那是理想境界.承平时期,天下大治,没有太多特殊要求,自然不妨慢慢追求,找到一个是一个.然而此刻却是非常时期,曹操要做的又是非常之事,那就不能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必须重奖有功,重用有能.用曹操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发布的《赏功能令》中的话说,就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事实上,德与才并非总能兼备,名与实也未必都能统一.有品行的不一定有能力,有能力的不一定有品行.同样,出身好的不一定有水平,有水平的不一定出身好.曹操说,伊尹和傅说不就是奴隶吗?萧何和曹参不就是县吏吗?陈平不是背有恶名吗?韩信不是被人耻笑吗?管仲就更不用说了.论立场,他是“敌人”；论品行,他是“小人”.然而商汤、武丁、齐桓和我们高皇帝,却重用了他们,而且依靠他们取得了胜利和成功.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
何况,东汉以来的所谓“德才兼备”,其实是要德不要才,哪怕是装出来的“德”.甚至就在曹操广纳人才的时候,还有人提出主张,认为即便有功有能,如果“德行不足”,也不堪“郡国之选”.这就要矫正.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因此不能再四平八稳地讲什么“德才兼备”,必须振聋发聩地提出“唯才是举”.
曹操既然有这样一种平民意识和务实精神,那么,他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就不会像袁绍那样“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他需要的,是那些能够实实在在帮助他平治天下的人.为此,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先后三次颁布《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曹操说,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因此只能讲能干不能干,不能吹毛求疵,讲究太多.如果一定要求道德品质无可挑剔,方方面面十全十美,那么齐桓公又何以能够成就霸业?高皇帝又怎么能够创立大汉?所以,只要是人才,有“治国用兵之术”,哪怕有不好的名声(污辱之名),被人耻笑的行为(见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也请大家推荐,我一定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吾得而用之).
曹操的《求贤令》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帝国的用人制度(两汉察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而后代之以魏晋荐举制度,至隋唐始改为科举制度),也牵涉到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那就是德与才的关系.理想的境界当然是德才兼备,曹操却明确提出“唯才是举”.所谓“唯才是举”,就是说,只要有才就行,德可以不问,甚至“不仁不孝”也不要紧.
曹操决不是“唯道德论”者.他并不认为道德是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甚至不认为是第一标准.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以道德为唯一标准和第一标准,就可能会出现三个问题.一是有德无才.选拔出来的人,品质倒是没有问题,可惜什么都不会,啥也干不了,是没有用的老好人.二是求全责备.一些有才能甚至有特殊才能的人,因为道德品质有瑕疵或者有问题而不得选拔.三是弄虚作假.比如为了得到选拔,做政治秀,做道德秀,结果是道德变成不道德,东汉末年就是这样.
那么,主张“德才兼备”不行吗?崔琰、毛玠,不就是德才兼备吗?德才兼备当然好,但那是理想境界.承平时期,天下大治,没有太多特殊要求,自然不妨慢慢追求,找到一个是一个.然而此刻却是非常时期,曹操要做的又是非常之事,那就不能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必须重奖有功,重用有能.用曹操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发布的《赏功能令》中的话说,就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事实上,德与才并非总能兼备,名与实也未必都能统一.有品行的不一定有能力,有能力的不一定有品行.同样,出身好的不一定有水平,有水平的不一定出身好.曹操说,伊尹和傅说不就是奴隶吗?萧何和曹参不就是县吏吗?陈平不是背有恶名吗?韩信不是被人耻笑吗?管仲就更不用说了.论立场,他是“敌人”；论品行,他是“小人”.然而商汤、武丁、齐桓和我们高皇帝,却重用了他们,而且依靠他们取得了胜利和成功.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
何况,东汉以来的所谓“德才兼备”,其实是要德不要才,哪怕是装出来的“德”.甚至就在曹操广纳人才的时候,还有人提出主张,认为即便有功有能,如果“德行不足”,也不堪“郡国之选”.这就要矫正.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因此不能再四平八稳地讲什么“德才兼备”,必须振聋发聩地提出“唯才是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