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新认识孙中山先生谈如何评价政治历史人物

从重新认识孙中山先生谈如何评价政治历史人物

首先对一个人的评价必须要有一个“坐标系”,如同在数学上确定一个点的位置必须要有坐标系一样.如何评价一个人也首先要确定从哪个方面去看,而不存在“笼统”去看的问题.国人喜好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对极大多数人来讲都是所谓的普通“老百姓”,这样就自然而然以普通人的标准建立了“坐标系”.一人如果讲信用,勤劳,有智慧,有责任感,乐于助人,同情弱者……,我们就认为他是个“好人”.如果是有些方面做得比较好,但也有缺点,就以普通人的标准综合一下,得出好、坏的结论.正因为是有了这个“普通人”的“坐标系”来看问题,得出对一个人的评价一般是不会有争论.但对于公众人物来讲,我们不可能按普通人的“坐标系”来谈论.此时由于大家选择的“坐标系”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大相径庭.此时我们要谈对人物的评价,你是从哪个方面去看就非常重要,真正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此时如果我们想到先调整一下彼此的“坐标系”,可能就不会争论下去.现在对争论的政治历史人物总是谈什么“三七开”,谈什么成绩多还是缺点多.这种笼统评价一个人的做法是算糊涂账,是反科学的,是没有意义的.例如一个外科医生在手术室抢救出十个人的生命,在外面又谋杀了一个人,我们不能得出他的行为“总体是好的”这样的结论.在数学上,只有“同类项”才有合并也就是加减的结果；在物理上量纲不同的量是不可能做加减法的.一个政治历史人物的行为是多方面的,某一方面做得怎样,我们只能在这方面来评价,没有“合并”起来看的理由.如果我们本着这种分析方法去看待一个人,就不会得出某人“伟大”之类的极端评价.
人们在对一些政治历史人物评价时,常常以这个人产生的社会影响或是他的“思想”作为论据,认为有什么“伟大的思想”,对社会进程有什么决定的影响,等等.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我们回顾一下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就会发现有很多不理智,稀里糊涂盲从的现象.孙中山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来,非议较少,海峡两岸都予以肯定,被尊崇为“国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对他的赞扬主要是指创建共和,结束了王朝的专制体制,建立民主宪政国家；他的主要思想集中在提倡的“三民主义”上,认为这是中国历史思想上的一大进步.
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当时从表面上推翻帝制并不是很难做到一件伟业,而是结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是明摆着的事,关键在于如何“过渡”,如何走“下一步”.实际的历史现实说明当时并没有取消帝制的基础,主张推进先立宪的“先知”们的目光才是正确的.果然是武昌一声炮响,并没有发生多大的社会动荡,清王朝就垮台了,明面上结束帝制当然也是一种进步,值得赞许.直接做到这一点的是袁世凯,他在结束清帝制这一事件上采用给清皇室一定优惠,换取清王室的退位,是避免社会更大动荡的措施,是值得赞扬的一个政治家的行为.辛亥革命是上世纪付出代价最少而有显著成果的革命,而袁世凯所起的作用在今天又得到多少人的赞许呢?至于他的称帝做法,不过是不识时务,现实也使他自食恶果.将他斥为“窃国大盗”,岂不知当时在民主极为脆弱的社会基础上,清室的退位勾起数不清“野心家”的“窃国”欲望.混乱的社会给“革命”提供了机会,也给了“真命天子”“黄袍加身”的机遇,致使民国初期很快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我们赞扬孙中山是因为推翻了帝制,从这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上看,孙中山并没有在人们的认知上推翻帝制,就是进入新世纪了,赞扬皇帝的文章和影视剧也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同.现实中也没有建立起民主立宪的共和国,就是武昌起义也不是他直接指挥.当时赞同推翻清王朝专制体制的人很多,而辛亥革命只是从表面上推翻了帝制,仅从这件事上讲,武昌起义的勇士们,逼迫清室退位的袁世凯都比孙中山更值得赞扬.而从对民主立宪知识的普及上来讲,从宣传民主立宪来讲,应当赞扬梁启超.
孙中山被肯定的重要一点是奠定了“革命党”发展的基础,他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创建初期也得到他的扶持.两党在重要政治场合都悬挂他的画像,而且是唯一都被两党高调肯定的历史人物.孙中山力主把中国建设成民主自由的共和国,这也成了两党的目标,是符合了人民的意愿.既然是人民的追求,提出这个目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功绩”,关键是提出实现目标的好方法、好措施,以较少的“牺牲”来达到目标.而孙中山给两党指出的是从俄国学来的“武装夺取”之路.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就指出走这条路的危险性,同时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和民主宪政的目标向背的,用这种方法是达不到真正的“人民的意愿”.历史的进程果不其然,武力讨伐的结果是引发十年内战,继而使日本乘虚而入,随后又有了更为惨烈的三年内战.国民党在台湾当然也有功绩可言,并在局部实现了民主宪政,但这一功绩应当记在蒋经国的身上,和孙中山就离得远了.从现实历史上看,孙中山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那么,在理论思想建树上是否有值得纪念的呢?
孙中山可能是忙于“革命”的缘故,并没有创作出系统而有思想的理论著作,他的政治主张集中在他的“三民主义”上.我们仔细分析孙在这三个主义上的言论,可以说很多都是泛泛而谈的空话,在实践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首先他所提出的“民族主义”,最早是“驱逐鞑虏”的大汉族主义,这比各民族要相互融合的观念落后.国民党执政时的国旗意义也比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旗帜更缺少民主性.同时孙在为了取得革命胜利上不遗余力,多次乞求国外势力对中国的干预,他最后的成功就是“联俄”的结果,此时民族主义何在呢?关于建立民主自由宪政共和国的理念,上面已经提到,不再多述.至于提到的“民生主义”不过是全世界人们都追求的“普适价值”,这在王朝专制时期也有“民为贵”之说.“公平”、“正义”是人们普遍希望的社会状态,出现严重的贫富不均和劳动力极其廉价的现象是需要改革的.孙中山笼统地提出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些语言反映的是多数普通公民的意愿,只要是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提出的,而关键是结合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强调这些笼统的话语,而无切实可行的措施,很容易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破坏了经济秩序,继而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只有“空话”而无实际措施,在土地问题就是最典型的.败退台湾之后,实行了切实而温和的“土地改革”,为民主宪政打下了经济基础.而这些和孙中山无关.
我们分析上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混乱和战争,不少都不难找到孙中山的“影子”；而社会出现的进步现象,如民国初年的脆弱宪政现象,文化、思想解放的现象,报刊自由发行的现象,工商业大发展的现象,都很难找到是孙中山提倡的结果.我们崇拜他,给他塑像,不就是盲从吗?笔者不是基督徒,但注意到基督教中最重要的戒律之一是不得崇拜偶像.这一观点看上去是让你单独崇拜上帝,而实际效果就是不要将人“神圣”化,不要极端看待一个人.不去崇拜具体人物的做法正是民主宪政的需要,我们分析欧美民主立宪国家莫不遵守了这一点.任何一部成熟的宪法,没有将具体人名写入宪法的,也不存在“某某（人）的思想”是立国之本的说法.
人是爱好思考的,同时又懒于认真思考,独立去仔细分析.这种人性上的缺陷很容易使人产生对“偶像”的崇拜.人们推崇某个人,实际上反映的是思想上的“共鸣”或是某方面的共同“爱好”,这在“专业”层面上是完全合理的,如众多的“追星族”,以及对一些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的认可.但当追崇的是与执政集团有关的“政治”人物时,常常是和对“权力”的认可有关,也常常透露出对“胜王败寇”丛林法则的推崇.此时不再会有“宽容精神”的民主,而容易产生对“专制”的赞扬.例如对孙中山的推崇,背后反映出的就是对国民党“党权至上”的认可.当极端去看待一个政治历史人物时,这个人的真实历史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一个对中国历史进程并没有做出多少正面贡献的人被封为“伟人”、“国父”,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如果我们能保持自己的“思考”,做到一个有理性的人,就是拒绝“极端”的去评价任何人,尤其是政治历史人物.这一点是稳定社会必备的“语言环境”.语言上的争论常常引起“行动”,在对人的评价争论上往往出现在“挂画像”、“塑雕像”等具体现象上.如果是在个人“领域”,如家中,愿挂谁的像是个人的自由.而在公众场合,尤其是“政治性”比较强的广场应当去掉产生“个人崇拜”的土壤,不去挂具体政治人物的画像和立塑像.人们对很多历史政治人物评价的崇拜常常转到对所谓思想（言论）的认知上,人们常常用一些“伟人”的语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这又是一种错误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在处理社会具体问题时,不能以“某人”所说的话或“思想”作为行动的依据,这也是实现真正“法治社会”的前提.一种观点有意义不在乎是谁说的,而在于真实反映了现实,能指导实际的进程.尤其是能符合“法”的要求.如果我们从一个人所创造的“思想”去评价这个人,可以将对人的评价转到对言论（他的思想）的评价上.此时参与评价的人应当熟知这个人的主要言论.例如对孙中山进行评论,应当去分析他的文集中有多少符合逻辑,有多少具有实际意义.没有系统看过他的言论集的人是没有资格来抬高或贬低他.尤其我们不能对某人类似广告词的片言只语来评价他,例如孙中山题词“天下为公”,就认为他“伟大”,是没有道理的.
人们喜好对历史人物做出评价,如果作为学术问题,或者是茶余饭后的闲聊,我们应当养成从某个具体的方面去看的习惯,多谈具体事件,少一点笼统而极端的话语,要给对方留点交谈的余地.理性评价政治历史人物是我们提倡民主立宪绕不过去的话题,而“理性”就是拒绝极端褒贬任何一位历史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