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地理因素的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地理因素的关系

第一 ,民族性格的形成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中国思想传统中,儒家占据主导地位,且深深影响着国人的历史观价值观与是非观,自西汉来,儒家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他规定着社会运作的原则制度,从社会道德上约束人们的行为,上层统治阶级把它作为统治工具,思想的工具,指示整个社会为他的统治服务,中华民族的性格里多了一层儒家的正统意识,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传入中国,我们的民族性格的开放性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它迅速吸纳来自天竺的佛教,并把它中国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精美绝伦的莫高窟壁画即是一个见证,这种民族性格是任何民族都具有的,一个民族对于自己本身来说,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它内部已形成完善的独立的发展系统,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自给自足,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机制要老化,于是向外来文化学习的能力逐步提高,民族文化也是在逐步的吸收异域文化并对其进行加工整理融会贯通内化为自己民族服务的过程中形成的,每一次外来文化的光临对民族文化发展来说都是机遇,对本民族文化滋补的机遇,民族性格也在过程中增了许多因素,异域因素,魏晋以来,儒释道三教并流,这种文化教会使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发生改变,佛教研究人与天的问题,儒教探索人与人的问题,然而儒教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释道两教在民间广为发展,佛寺,道观兴盛.
第二,民族性格的形成和民族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关,地理位置的相对优越性会使民族的自豪感增强,民族的自信力也随之上升,这种民族的血脉里更多的流淌着乐观主义的血液,中国是一个例子,而地理环境和中国截然相反的日本大和民族就俨然有自卑情结,当然地理环境只是一个方面,日本是岛国,资源匮乏,人口密集,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资源丰富,地域辽阔,常以地大物博自夸,久而久之,这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使政府和国民以高大自居,他们乐意把先进的文化输入其他民族,以显国威,当然不乏文化交流的意义,儒家文化对大和民族的影响是一个见证,公元六世纪的大化改新,日本效仿中国建立了奈良城和东京,之后汉字艺术茶道武术的传入使日本本就文化浅薄的社会逐渐丰富,这点在以后还会再讲,地理环境的优越性并没有使民族永远优越下去,鸦片战争的打响打破了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自居的续梦.
第三,民族性格与社会发展状况有关,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基础出发,在社会繁荣,国家强盛,政治清明,文化开放时期,人们的普遍心理是开放,乐观,言论相对思想,思想自由度很高,社会风气良好,是社会机制良好的表现,表现在民族层面就是对外交流频繁,商品贸易无形中就是文化符号的传输,民族性格一旦形成后是稳定的长久的,它会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异常,但主流仍不变,宋代由于国力衰弱,军事不强,风雨飘摇,社会风气明显逊于唐朝,在诗歌散文创作上有一种呻吟之态,压抑感伤的笔调尤为浓厚.社会愈是发展良好,民族性格开放的一面就愈多.
第四,民族性格的形成还与社会制度,整个民族的价值观,宗教信仰都在不同方面影响民族性格有关,这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以上谈及形成民族性格的几个因素,下面我将从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面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说明两国民族性格的差异及构成这些差异的深层原因,甲午中日战争和黑船事件分别使两个国家紧闭的大门打开,中华民族和日本大和民族在面对外来侵略时,所做出的反映,体现了两个不同民族性格上的差异.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分别是这两个民族在民族性格上的对比,他们面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上的差异就体现此点,这两个事件是中日两个国家民族性格的一次检验,而中国是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民族危机加重,社会机制僵硬,人们思维僵化,于是统治阶级的戊戌变法试图用一种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的方式使社会运行下去,维系传统社会的发展,君主立宪制被提到改革议案上来,光绪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实质上并无实权,即使颁布了一些列法令,然而都无关痛痒,社会整体的思想观念人禁锢在封建传统里,封建顽固势力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从本能上不愿接受外来文化,这种民族主义情结使他们产生对外来文化的恐惧感与强烈的排斥心理,这同时也是民族独立性的要求,中国人的大国心理,从对日本称倭,可以见出中华民族文化大国的自满情绪应该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应结束,但它没有,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志向一直没有改变,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禁锢和当时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这艘旧船很难注入新鲜血液,内部机制已经僵化,社会系统向病态发展,腐朽的旧船不经常修葺是不会长久使用下去的,戊戌变法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守旧势力的扼杀,改良的道路失败了,大和民族在面对美国佩里叩关这一侵略行为时,他们的排斥力却很小,松本三之介在他的《国权与民权的变革》中说,日本人是复杂的,表现为精神上的柔软性,对事物采取顺应的态度,而非对立的态度,采取随机应变的机会主义立场,而非一以贯之的立场,文化中的兼容并蓄的多元倾向司空见惯,其实大和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反应机制自古就有,而且这是他们社会的传统,儒家文化在日本社会影响同样深远,他们有经验,他们采用的是 社会等级制度,天皇并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幕府手里,因为本身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灾害的贫乏使岛国人民时刻有一种危机感,其国家意识和忧患意识始终比中国强烈,其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要求绝对效忠于天皇,社会在吸纳儒家思想时,没有把儒家思想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他们的民族心理里已经有国民共同意识,因而当社会发生危机时,他们采取把新制度积极拿来地开放态度不足为奇,这是习惯,也是民族的思维定势,松本三之介说,明治维新时代是充满进取性格和实验精神的时代,明治维新广泛吸取西方文化,给社会输入新鲜血液,关于日本完全西化的观点曾引起热议,日本没有完全西化,西化运动是指学习西方引进西学,用西方近代文化批判改造甚至取代苯民族文化,这个民族把西方文化,价值观与本民族的传统结合起来,使西方文化本土化,成为本国的基础,西方的异质文明就脱颖而出,快速发展,明治维新加快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浓厚的封建残余在此次改革中保留下来,军国主思想终于爆发,甲午中日战争与后来的侵略中国的战争充分说明其民族性格的扩张性扩大性的一面,对外扩张,文化侵略,其实也是其民族自卑情结的间接表现,这次是失败了,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以及后来的崛起再一次证明了大和民族的对文化的吸纳能力与自我完善能力,这体现在性格上是谦虚谨慎学习进取的不屈的民族性格.而中华民族在这里表现出自闭内敛的性格,因而中国社会缺乏这样一种社会应急机制,即面对外来文化时如何反应,而不是继续保持一以贯之的大国文化心理的自满态度,中国民众普遍缺乏知性的提高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传统的儒家文化已内化于国人的是非观价值观审美观中,亦沉淀于国人的政治实践和生活实践中,中国是一个**主义传统较为深厚的国度,因而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情感,整个民族思维僵化呆板,缺乏灵活应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