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典型人物介绍

儒林外史典型人物介绍

一、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依靠在村子里私塾中教书糊口,以后随姐夫经商记帐,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吗?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是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苦是的?’周进也听不见,只管扶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他就破涕为笑,趴到地上磕头,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
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而心理惨遭巨大摧残的典型人物.他在生活中受尽凌辱,他要去考试,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直到挨了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从此可以升官发财,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经错乱呢.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二、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书中这样描绘汤知县：“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的是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道：‘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屙出一泡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粘成一片,滴到枷上.两边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将老师父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的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三、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但他仍执着的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匡超人说：“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 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使.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城,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他敢于怀疑权威,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他说“朱文公解经,自是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朱注”的否定,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
杜少卿轻视礼教,反对歧视妇女,反对纳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仗义疏财,平等爱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