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作文网中国清朝的”百日维新”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成败意义上有什么区别?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神马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11/12 04:51:37
中国清朝的”百日维新”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成败意义上有什么区别?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 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
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的慈禧新政有洋人的破坏(速改)
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 性 .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 .”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 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 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 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戍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即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素怕慈禧,待到慈禧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 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有功无过.慈禧当时要是真的要象武则天哪样有野心,慈禧为什么后来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已经被丑化的 不能再丑化了.
慈禧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 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 在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20年完成,而慈禧用了8年. 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 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性封,性资或者性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
明治维新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而百日维新却是失败的.那么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了,百日维新又为什么失败了?对于这个问题现在的研究总体上有两个趋向,一个趋向是“建构趋向”,所谓“建构趋向”,就是说对这两个改革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解释.百日维新我们比较熟悉,它为什么失败,大家都说是因为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力量太大,再一个就是袁世凯背叛了改革派.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把袁世凯换作别人的话改革结果也许就不一样了.这是典型的对百日维新的建构性解释.所谓建构性解释就是说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对于明治维新也有一些建构性解释,说到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好多人认为是因为志士的支持,当时有好多年轻人,过去的武士不怕杀头,为了现代化奔走,因为他们的努力明治维新成功了.
另外一些学者的趋向我把它称为“解构趋向”.在这篇文章里我引用了很多当代学者对它们的解释.解构性解释就是不对明治维新和百日维新做单一,明确的解释,一个作者就说它是一个谜.比如说对明治维新来说,有一个现代学者认为它之所以成功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德川幕府的时候,日本的现代化就已经开始了.另外就是当时民众的造反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究竟是怎样成功的,不知道,有好多原因,它的结果就是一个谜.这些东西也许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对于百日维新也有很多这样的解释,比如说有的学者认为慈禧并不是反对改革,光绪对改革的态度也是支持的,他的意思就是光绪其实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而康有为这些人其实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最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没有一个准确的结论.这是一个解构性的趋向.好多人也认为康有为当时的所作所为是要搞西方化,有一个学者就说其实并不是这样.解构性趋向的研究的好处是把那些建构性趋向的不完全的一面讲了出来,不好的地方是没有什么解释,究竟百日维新失败是为什么,没有什么解释.
我这篇文章试图做出一些贡献.百日维新和明治维新这些大事的起因必定是多层面的,西方的典型研究方式是每个人从某一方面做一解释.我这篇文章比这还要多一点,我试图从方法论上来有所不同.现在对于明治维新和百日维新的解释大部分都是由历史学家做出来的.他们用的都是历史方法.而我是一个政治学家,对政治学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比较熟悉.我在这里用了其中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其实比较老了,是19世纪穆勒首先提出来的,当代有些社会学家又把它做得更精一些了.他这些方法用的是些反例.而且这个反例还有所不同,比如说拿明治维新和百日维新比,这两个例子在其他所有方面都是相似的,只有在一个关键的方面非常不同.我在这篇文章里就用了这种方法,我希望我的文章和以往的历史学家做的稍微有点不同.不单是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而且在方法论上还有所不同.
我觉得在这两个改革里边最不同的就是它们的政治策略以及导致这些政治策略的哲学思想很不同,而其他方面都非常相似.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两个非西方国家,在19世纪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同时也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所以共同点很多.两国都是非现代化国家,在列强的刺激下要搞现代化,这是两个国家基本的共同点.从两国当时面临的任务上来讲也非常相似,都是要搞现代化,要抵御列强.不同点则在于所采用的政治策略不同,而政治策略的不同又是由于深层次的文化和哲学观的不同造成的.这就是我的这篇文章想说明的问题.这是第一部分,历史背景,共同点就是动员国家资源,抵抗列强.
从这两个国家当时的社会结构上来讲还有一些不同,不同点在于当时日本的社会结构被好多历史学家称作封建的社会结构,而中国当时的社会结构我更倾向于认为是一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所以从社会结构上来看虽然两个国家都不是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这点是相同的,但是也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中国的社会结构为什么说是大一统呢?它跟封建的还不太一样.在日本中央政权的力量有限,而且没有一个很强的全国性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中国不仅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而且还有一个由儒生组成的官僚体系.在这个背景下两个国家开始了改革.
第二部分,从日本的总策略上来讲,我把它叫做慢三步.都是三步,中国也是三步,但是这两个三步的顺序正好相反.日本的慢三步是怎么回事呢?日本当时的社会精英,特别是以福泽为代表的这些人认为搞现代化绝对不能性急.他们的慢三步,第一步首先改变日本人的思想,先搞文化改革,第二才谈到政治改革,最后才搞别的东西.当时从主观上来讲,不光是福泽这么想,而且其他的主要知识分子,包括官方领导层也比较同意这种做法.当时日本的领导人对这个改革极没有信心,所以认为一定不能性急.于是采用了慢三步.而中国从总的策略上来讲是快三步,急于求成.第一步先搞技术,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政治改革先不要搞,思想文化改革就更不用提了.他们想要马上能见效的,改造思想不可能马上见效,所以先买进大炮,建现代化工厂.第一步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失败了,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北洋水师的舰船总吨位比日本的要大,但是战争失败了.所以说技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才开始政治改革,百日维新失败以后,20世纪初才开始了新文化运动.这就是快三步.从改革总策略上来讲和日本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快三步,一个是慢三步.从具体策略上来讲日本也是慢、缓,福泽说过：“我不赞成尽快的搞宪政,现在老百姓的觉悟达不到.”他觉得急于求成只能适得其反.福泽的这种想法是很有代表性的,不光是学界,日本的官方大体上也是这么想的,对改革极没有信心.在这里我想谈一点有关的题外话.美国革命时期的领导人的心态和日本明治维新时领导人的心态差不多,像华盛顿这些人当时对美国革命能不能成功也是极没有信心,想过来想过去,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是结果是明治维新成功了,美国革命也成功了.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中国正相反,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愿意改,一旦改革起来大家的性子又非常急,不光是康有为对改革的性子很急,光绪也一样.当时在百日维新的时候改革派提供了200多条建议,其中采用了100多条.康有为说：“慢改不如快改,小改不如大改.”这种说法应该说已经很极端了.但是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康有为并不属于激进派,还很保守,也就是说有很多人比康有为还要急.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报纸《志林新报》比较明治维新和百日维新,就认为百日维新这些人的改革是很极端的,中国改革派的这种激进在当时使得整个世界都目瞪口呆.而明治维新根本就没办法和百日维新比.中国人的这种激进不光是在当时被注意到了,到了当代日本人也认为中国人的性子比较急.这是一个当代日本作家说的：“中国民族和我们日本民族很不一样,他们干任何事情很有能量,一旦干起来任何人都挡不住.中国人干的任何事情都很极端.”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个目标,一个阶段,一个决策,就是西方化.当时以福泽为代表的知识界也知道西方社会有西方社会的问题,并不是完美的.但是当时日本改革就一个目的—西方化.而中国当时是两个阶段,这个很清楚地反映在了康有为的著作里边.在中国第一阶段的改革和日本差不多,学习西方的东西,但是当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界都知道第一个阶段改革根本就不够,实行第一个阶段改革的目的是要实行第二个阶段改革.第二阶段改革是要达到世界大同.从这点上中国和日本当时是很不一样的.当代中国的政治里边也有阶段论的问题.在50年代中国的领导人就意识到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我读了毛泽东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那里边写的比较清楚,民主革命是一个比较长的阶段,性子不要急,民主革命完了以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我们都知道两年以后就搞起了集体化、大跃进.我觉得这时候提出的两个阶段和百日维新时的两个阶段有相通的地方.
后来改革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为对两个阶段的分界线的认识有问题.百日维新的时候就是因为对第一个阶段在哪停,第二个阶段在哪开始的问题模糊了,所以才搞得不太好.中国政府在50年代走了一些弯路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对这两个阶段的分界不清楚.历史有时候会出现惊人的相似.关于总策略快三步慢三步的问题历史经常会出现重复,大家知道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也走了一个快三步,70年代末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先引进西方技术,然后提出了政治改革的问题,政治改革以后又提出了文化改革的问题,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快三步又重复了一下.晚清的时候走了一个快三步,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走了一个快三步,历史经常是相通的.这是不是和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一些关系呢?
第三部分,哲学理念.为什么两国的精英在政治策略上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呢?我觉得这跟两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哲学理念有些关系.总的来讲,日本当时的主导思想很简单就是救日本,而中国不仅是想救中国,而且要救世界.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首先,中国的大同世界观.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和中国古代的《礼记》里边的大同思想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中国深层的政治文化跟中国的改革是有关系的.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在世界范围内要消除国界、消除家界以达到世界大同.有很多人对当时康有为有大同思想很不理解,西方学者包括一些中国学者都很不理解,当时中国情况那么差,国家危亡,还提出了什么大同世界.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甚至政治精英都同意这种大同思想.这里边包括孙中山,他的三民主义也是这么回事.
但是日本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福泽当时说过：“中国这个民族很可怜,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欺负过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反过来对人家还是那么好.日本千万不能学中国.”看到福泽这段话,使我想起二战后中国干的一些事情.二战的时候日本占领了中国和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战后中国是亚洲唯一没有从日本得到任何战争赔款的国家.这不光是指北京政府,同时还包括了台北政府.北京政府方面当时周恩来总理说,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战争赔款就算了.台北政府也是这么说的,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以德报怨.日本人欺负了我们,但是我们不记仇,我们反而会对你好,中国是亚洲国家中唯一一个这么做的.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赔款,只有中国没有,而且是主动放弃的.这个问题我在美国、在西方也经常讲,当时人家都认为中国政府放弃赔款是因为策略上的原因.我的一个对中国不了解美国同事甚至讲,中国人没有要对日赔款是因为太忙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忙着互相厮杀,没有工夫去要战争赔款.也就是说在西方没有人是按照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的解释去接受的,没有人相信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的话.政治学家则认为当时70年代中国不要战争赔款是想利用日本.所以说中国政府这种做法只有中国人能理解,西方人没办法理解.日本人就没有这种大同思想.福泽也说千万不能学中国.
另外从哲学观上还有一点不同是,中国人有一种一元论思想.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认为世界上的真理都有一个源泉,一个根源.就是说有一个真理.与此相应的权力也有一个,持有真理就应该有权力.而从福泽的作品里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没有这种一元论的思想.福泽讲：“日本的历史跟中国不太一样,人们害怕有权的人,而不是尊敬.被人尊敬的人,人们并不怕.”意思就是说,人们尊敬天皇但是并不害怕天皇,天皇并没有权力.人们害怕的是将军们,但是将军们并不被人尊敬.也就是说在领导层里边,有的领导人令人害怕,有的领导人被人尊敬,而没有什么领导人是人们既尊敬也害怕的.也就说不是一元思想.而中国不是这样,作为领导人必须是让人既尊敬又害怕.我觉得这跟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有关系.中国的皇帝和日本的天皇不一样.日本天皇没有权力.而中国的皇帝不仅代表了权力,而且代表了真理,一个好的皇帝既要让人尊敬也要让人害怕.而这种文化在日本是没有的.
还有一点,日本古代从中国学到了好多东西,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没有学到,就是科举考试.中国的科举考试,不管你出身多么贫寒,你只要熟读经书,文章写得好,照样可以当宰相.而在日本和朝鲜恐怕只有贵族才被允许.也就是说中国有这种民粹思想,中国的贵族概念和日本、西方的贵族概念都不太一样,中国的贵族是指皇帝的近亲,很少的一部分人,而在西方,贵族是一个社会层.从康有为和中国其他的知识分子的言论里边,看不到对老百姓的贬低.而在日本,福泽这些人的文章里,对老百姓的贬低是显而易见的,认为“绝对不能对那些愚蠢的老百姓客气”.当时就是“表扬政府,贬低人民”.这就是民粹政治和精英政治的区别.在这里我想到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哪些事情?挨斗的是哪些人?在台下喊口号的又是哪些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事情.苏联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还有大跃进,发动全国人民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则是发动全国人民去批评领导,这些是不是和中国深层次的文化有一些关联呢?苏联当时的社会结构、社会状况和中国是差不多的,但是苏联就从来没有过文化大革命,也没有过大跃进.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言论里边,还有一种强烈的道德观念.不管说什么都是道德.而在日本,尤其是以福泽为代表的这些人道德中心论并不严重,他们认为道德这种东西没什么用处.用不着把自己要做的事情都冠冕堂皇的包装一下.
另外关于民粹政治和精英政治.从他们的言论里可以看出,在日本基本上是一种精英政治,认为老百姓是愚蠢的.而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里,没有对老百姓的贬低.这可能和孟子的思想有点关系,孟子认为,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社稷,最后的才是君主.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以福泽为代表的这些人对西方的理性比较重视,对实证科学和经验主义都是大加赞赏.而从康有为这些人的著作中,却似乎还是延续着儒家的一种思维方式.李泽厚就讲过：“中国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是非理性的.”康有为这些人是继承了这种思维方式.福泽这些人却是接受了西方的理性思想和经验主义.
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的慈禧新政有洋人的破坏(速改)
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 性 .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 .”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 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 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 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戍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即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素怕慈禧,待到慈禧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 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有功无过.慈禧当时要是真的要象武则天哪样有野心,慈禧为什么后来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已经被丑化的 不能再丑化了.
慈禧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 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 在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20年完成,而慈禧用了8年. 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 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性封,性资或者性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
明治维新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而百日维新却是失败的.那么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了,百日维新又为什么失败了?对于这个问题现在的研究总体上有两个趋向,一个趋向是“建构趋向”,所谓“建构趋向”,就是说对这两个改革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解释.百日维新我们比较熟悉,它为什么失败,大家都说是因为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力量太大,再一个就是袁世凯背叛了改革派.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把袁世凯换作别人的话改革结果也许就不一样了.这是典型的对百日维新的建构性解释.所谓建构性解释就是说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对于明治维新也有一些建构性解释,说到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好多人认为是因为志士的支持,当时有好多年轻人,过去的武士不怕杀头,为了现代化奔走,因为他们的努力明治维新成功了.
另外一些学者的趋向我把它称为“解构趋向”.在这篇文章里我引用了很多当代学者对它们的解释.解构性解释就是不对明治维新和百日维新做单一,明确的解释,一个作者就说它是一个谜.比如说对明治维新来说,有一个现代学者认为它之所以成功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德川幕府的时候,日本的现代化就已经开始了.另外就是当时民众的造反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究竟是怎样成功的,不知道,有好多原因,它的结果就是一个谜.这些东西也许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对于百日维新也有很多这样的解释,比如说有的学者认为慈禧并不是反对改革,光绪对改革的态度也是支持的,他的意思就是光绪其实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而康有为这些人其实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最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没有一个准确的结论.这是一个解构性的趋向.好多人也认为康有为当时的所作所为是要搞西方化,有一个学者就说其实并不是这样.解构性趋向的研究的好处是把那些建构性趋向的不完全的一面讲了出来,不好的地方是没有什么解释,究竟百日维新失败是为什么,没有什么解释.
我这篇文章试图做出一些贡献.百日维新和明治维新这些大事的起因必定是多层面的,西方的典型研究方式是每个人从某一方面做一解释.我这篇文章比这还要多一点,我试图从方法论上来有所不同.现在对于明治维新和百日维新的解释大部分都是由历史学家做出来的.他们用的都是历史方法.而我是一个政治学家,对政治学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比较熟悉.我在这里用了其中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其实比较老了,是19世纪穆勒首先提出来的,当代有些社会学家又把它做得更精一些了.他这些方法用的是些反例.而且这个反例还有所不同,比如说拿明治维新和百日维新比,这两个例子在其他所有方面都是相似的,只有在一个关键的方面非常不同.我在这篇文章里就用了这种方法,我希望我的文章和以往的历史学家做的稍微有点不同.不单是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而且在方法论上还有所不同.
我觉得在这两个改革里边最不同的就是它们的政治策略以及导致这些政治策略的哲学思想很不同,而其他方面都非常相似.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两个非西方国家,在19世纪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同时也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所以共同点很多.两国都是非现代化国家,在列强的刺激下要搞现代化,这是两个国家基本的共同点.从两国当时面临的任务上来讲也非常相似,都是要搞现代化,要抵御列强.不同点则在于所采用的政治策略不同,而政治策略的不同又是由于深层次的文化和哲学观的不同造成的.这就是我的这篇文章想说明的问题.这是第一部分,历史背景,共同点就是动员国家资源,抵抗列强.
从这两个国家当时的社会结构上来讲还有一些不同,不同点在于当时日本的社会结构被好多历史学家称作封建的社会结构,而中国当时的社会结构我更倾向于认为是一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所以从社会结构上来看虽然两个国家都不是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这点是相同的,但是也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中国的社会结构为什么说是大一统呢?它跟封建的还不太一样.在日本中央政权的力量有限,而且没有一个很强的全国性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中国不仅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而且还有一个由儒生组成的官僚体系.在这个背景下两个国家开始了改革.
第二部分,从日本的总策略上来讲,我把它叫做慢三步.都是三步,中国也是三步,但是这两个三步的顺序正好相反.日本的慢三步是怎么回事呢?日本当时的社会精英,特别是以福泽为代表的这些人认为搞现代化绝对不能性急.他们的慢三步,第一步首先改变日本人的思想,先搞文化改革,第二才谈到政治改革,最后才搞别的东西.当时从主观上来讲,不光是福泽这么想,而且其他的主要知识分子,包括官方领导层也比较同意这种做法.当时日本的领导人对这个改革极没有信心,所以认为一定不能性急.于是采用了慢三步.而中国从总的策略上来讲是快三步,急于求成.第一步先搞技术,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政治改革先不要搞,思想文化改革就更不用提了.他们想要马上能见效的,改造思想不可能马上见效,所以先买进大炮,建现代化工厂.第一步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失败了,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北洋水师的舰船总吨位比日本的要大,但是战争失败了.所以说技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才开始政治改革,百日维新失败以后,20世纪初才开始了新文化运动.这就是快三步.从改革总策略上来讲和日本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快三步,一个是慢三步.从具体策略上来讲日本也是慢、缓,福泽说过：“我不赞成尽快的搞宪政,现在老百姓的觉悟达不到.”他觉得急于求成只能适得其反.福泽的这种想法是很有代表性的,不光是学界,日本的官方大体上也是这么想的,对改革极没有信心.在这里我想谈一点有关的题外话.美国革命时期的领导人的心态和日本明治维新时领导人的心态差不多,像华盛顿这些人当时对美国革命能不能成功也是极没有信心,想过来想过去,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是结果是明治维新成功了,美国革命也成功了.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中国正相反,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愿意改,一旦改革起来大家的性子又非常急,不光是康有为对改革的性子很急,光绪也一样.当时在百日维新的时候改革派提供了200多条建议,其中采用了100多条.康有为说：“慢改不如快改,小改不如大改.”这种说法应该说已经很极端了.但是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康有为并不属于激进派,还很保守,也就是说有很多人比康有为还要急.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报纸《志林新报》比较明治维新和百日维新,就认为百日维新这些人的改革是很极端的,中国改革派的这种激进在当时使得整个世界都目瞪口呆.而明治维新根本就没办法和百日维新比.中国人的这种激进不光是在当时被注意到了,到了当代日本人也认为中国人的性子比较急.这是一个当代日本作家说的：“中国民族和我们日本民族很不一样,他们干任何事情很有能量,一旦干起来任何人都挡不住.中国人干的任何事情都很极端.”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个目标,一个阶段,一个决策,就是西方化.当时以福泽为代表的知识界也知道西方社会有西方社会的问题,并不是完美的.但是当时日本改革就一个目的—西方化.而中国当时是两个阶段,这个很清楚地反映在了康有为的著作里边.在中国第一阶段的改革和日本差不多,学习西方的东西,但是当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界都知道第一个阶段改革根本就不够,实行第一个阶段改革的目的是要实行第二个阶段改革.第二阶段改革是要达到世界大同.从这点上中国和日本当时是很不一样的.当代中国的政治里边也有阶段论的问题.在50年代中国的领导人就意识到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我读了毛泽东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那里边写的比较清楚,民主革命是一个比较长的阶段,性子不要急,民主革命完了以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我们都知道两年以后就搞起了集体化、大跃进.我觉得这时候提出的两个阶段和百日维新时的两个阶段有相通的地方.
后来改革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为对两个阶段的分界线的认识有问题.百日维新的时候就是因为对第一个阶段在哪停,第二个阶段在哪开始的问题模糊了,所以才搞得不太好.中国政府在50年代走了一些弯路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对这两个阶段的分界不清楚.历史有时候会出现惊人的相似.关于总策略快三步慢三步的问题历史经常会出现重复,大家知道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也走了一个快三步,70年代末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先引进西方技术,然后提出了政治改革的问题,政治改革以后又提出了文化改革的问题,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快三步又重复了一下.晚清的时候走了一个快三步,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走了一个快三步,历史经常是相通的.这是不是和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一些关系呢?
第三部分,哲学理念.为什么两国的精英在政治策略上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呢?我觉得这跟两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哲学理念有些关系.总的来讲,日本当时的主导思想很简单就是救日本,而中国不仅是想救中国,而且要救世界.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首先,中国的大同世界观.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和中国古代的《礼记》里边的大同思想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中国深层的政治文化跟中国的改革是有关系的.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在世界范围内要消除国界、消除家界以达到世界大同.有很多人对当时康有为有大同思想很不理解,西方学者包括一些中国学者都很不理解,当时中国情况那么差,国家危亡,还提出了什么大同世界.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甚至政治精英都同意这种大同思想.这里边包括孙中山,他的三民主义也是这么回事.
但是日本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福泽当时说过：“中国这个民族很可怜,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欺负过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反过来对人家还是那么好.日本千万不能学中国.”看到福泽这段话,使我想起二战后中国干的一些事情.二战的时候日本占领了中国和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战后中国是亚洲唯一没有从日本得到任何战争赔款的国家.这不光是指北京政府,同时还包括了台北政府.北京政府方面当时周恩来总理说,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战争赔款就算了.台北政府也是这么说的,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以德报怨.日本人欺负了我们,但是我们不记仇,我们反而会对你好,中国是亚洲国家中唯一一个这么做的.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赔款,只有中国没有,而且是主动放弃的.这个问题我在美国、在西方也经常讲,当时人家都认为中国政府放弃赔款是因为策略上的原因.我的一个对中国不了解美国同事甚至讲,中国人没有要对日赔款是因为太忙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忙着互相厮杀,没有工夫去要战争赔款.也就是说在西方没有人是按照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的解释去接受的,没有人相信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的话.政治学家则认为当时70年代中国不要战争赔款是想利用日本.所以说中国政府这种做法只有中国人能理解,西方人没办法理解.日本人就没有这种大同思想.福泽也说千万不能学中国.
另外从哲学观上还有一点不同是,中国人有一种一元论思想.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认为世界上的真理都有一个源泉,一个根源.就是说有一个真理.与此相应的权力也有一个,持有真理就应该有权力.而从福泽的作品里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没有这种一元论的思想.福泽讲：“日本的历史跟中国不太一样,人们害怕有权的人,而不是尊敬.被人尊敬的人,人们并不怕.”意思就是说,人们尊敬天皇但是并不害怕天皇,天皇并没有权力.人们害怕的是将军们,但是将军们并不被人尊敬.也就是说在领导层里边,有的领导人令人害怕,有的领导人被人尊敬,而没有什么领导人是人们既尊敬也害怕的.也就说不是一元思想.而中国不是这样,作为领导人必须是让人既尊敬又害怕.我觉得这跟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有关系.中国的皇帝和日本的天皇不一样.日本天皇没有权力.而中国的皇帝不仅代表了权力,而且代表了真理,一个好的皇帝既要让人尊敬也要让人害怕.而这种文化在日本是没有的.
还有一点,日本古代从中国学到了好多东西,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没有学到,就是科举考试.中国的科举考试,不管你出身多么贫寒,你只要熟读经书,文章写得好,照样可以当宰相.而在日本和朝鲜恐怕只有贵族才被允许.也就是说中国有这种民粹思想,中国的贵族概念和日本、西方的贵族概念都不太一样,中国的贵族是指皇帝的近亲,很少的一部分人,而在西方,贵族是一个社会层.从康有为和中国其他的知识分子的言论里边,看不到对老百姓的贬低.而在日本,福泽这些人的文章里,对老百姓的贬低是显而易见的,认为“绝对不能对那些愚蠢的老百姓客气”.当时就是“表扬政府,贬低人民”.这就是民粹政治和精英政治的区别.在这里我想到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哪些事情?挨斗的是哪些人?在台下喊口号的又是哪些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事情.苏联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还有大跃进,发动全国人民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则是发动全国人民去批评领导,这些是不是和中国深层次的文化有一些关联呢?苏联当时的社会结构、社会状况和中国是差不多的,但是苏联就从来没有过文化大革命,也没有过大跃进.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言论里边,还有一种强烈的道德观念.不管说什么都是道德.而在日本,尤其是以福泽为代表的这些人道德中心论并不严重,他们认为道德这种东西没什么用处.用不着把自己要做的事情都冠冕堂皇的包装一下.
另外关于民粹政治和精英政治.从他们的言论里可以看出,在日本基本上是一种精英政治,认为老百姓是愚蠢的.而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里,没有对老百姓的贬低.这可能和孟子的思想有点关系,孟子认为,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社稷,最后的才是君主.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以福泽为代表的这些人对西方的理性比较重视,对实证科学和经验主义都是大加赞赏.而从康有为这些人的著作中,却似乎还是延续着儒家的一种思维方式.李泽厚就讲过：“中国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是非理性的.”康有为这些人是继承了这种思维方式.福泽这些人却是接受了西方的理性思想和经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