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千年政治为什么是“儒表法里”?

中国千年政治为什么是“儒表法里”?

��　　����　　����　　����　　��　　许锡良����������　　记得前年由在《经济观察报》报社主办的“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上,清华大学著名教授秦晖先生发言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儒表法里,落实到行为上就是满嘴仁义道德,整天做着男盗女娼的事.”他进一步解释说,中国的儒表法里造成了中国人的人格分裂,我们叫做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如果一肚子的男盗女娼仅仅讲的是思想的话,我觉得还不要紧,因为老实说,人性中有些邪恶的东西,这个东西很难完全避免.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人满嘴仁义道德,满脑子也只有仁义道德.但中国过去有一种最可怕的人,满嘴仁义道德,成天做男盗女娼,还不是想象而已,由于权利不受制约,而不仅仅是想坏事,而是做.��　　秦晖先生的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造成中国千年的伪善之风,正是表里不一.这种表里可怕的地方正在于“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但是,秦晖先生没有解释中国千年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儒表法里”这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并且进而形成了相应的政治文化制度.��　　其实,从中国上古时代起,中国就是按照氏族的生存方式,继承人是按照儒家的所谓“禅让制”,也就是上古传说中的中国上古时期推举部落联盟首领或帝王让位给别人的一种方式,即部落各个人表决,以多数决定.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使帮助为事.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禹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最后族人拥戴禹之子启为王.这是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史称“禅让”.这样的制度在原始部落时期是行之有效的,因为那时是传统采集、狩猎与传统农耕文明时期,人口数量少,活动范围狭小,工作简单,而且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这种“禅让制”可以说是人类早期主要的统治方式.随着人类社会分工合作越来越精细,活动范围越来越广阔,交往越来越复杂,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越过了这种氏族特征的“禅让制”,进而改为选举制.当时古希腊雅典主要是由五百个城邦议员投票,三年一选,选举出十个执政官,其中一个设为首席行政官.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的雏形.那时的欧洲地形复杂,被海洋分割成为大小不一的小岛,人的来源复杂,活动范围由陆地到海上,都有,不可能像中国大陆这样,气候比较单一,有长期稳定的农耕条件.因此,古希腊时期,欧洲人为了生存下去,早早就有了贸易,这使得欧洲社会分工合作得更为精细.但是,中国却走了另一条路,那就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生存方式.这样的方式最好的存在形式自然就是家庭与家族的存在方式.整个社会以血缘为纽带,形成家庭,特别是大家族.若干个家族在一定的区域里又形成了一个部落,若干个部落又形成了一个大部落,这样就要有首领,第一个首领肯定是自然产生的,若者特别有才智,或者身体特别强壮,但是,之后呢?接班人的问题就自然产生了.这就是中国早期部落的尧、舜、禹、启的所谓禅让制,按照中国的传说,这种禅让制其实是很短命的.事实上只传了三代,到禹手上的时候就没有传给异姓,而是按照自己血缘关系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启开启了一个新朝代“夏”.这些其实都只是历史传说,并没有具体的史料为证.但是,历史传说其实常常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至少说明后代人是如何认识这个社会的.��　　如果按照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越来越需要分工合作,互相交换劳动产品就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变革.但是,中国到这一步就停止了.原因就是出了一个以保守著名的圣人孔子,孔子为世人所知的生存方式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且动辄口口声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简直到了“言必称尧舜”的程度,这一点后来又被亚圣孟子所继承.仅《孟子》一书,篇幅并不长,提及舜帝却达五十多处.仅赞赏或提到舜帝禅让的,孔子的《论语》就有六篇,《孟子》有十二篇.《论语·泰伯》说：“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者也,而不与焉!”孔子夸赞说：多么崇高呀!舜和禹贵为天子,富拥四海,却半点都不为自己.孔子还这样赞赏舜帝的大聪大慧：“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四书·中庸》的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说,舜可以说是最聪明的人了.舜喜欢请教别人,而且喜欢体察常人浅近的话语,他隐讳别人不好的地方,宣言好的地方,抓住人们议论的两个极端,折中决策,施行于民众,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原因.孔子赞赏舜帝处理问题善于集思广益,虚心听取意见,慎重决策实施的办事风格.����　　其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人物没有信史,都只是当时的一些传说而已,被孔子说得有板有眼,好像完全亲眼所见似的,后来孟子也跟着瞎叫唤.但是,终于感觉有点虚,孟子在其唯一传世著作《孟子》一书的最后这样提出了质疑：“由尧、舜至於汤,五百有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於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於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在那样交通、资讯、信息都极不发达的年代,这种口耳相传的东西是极不靠谱的.话传三里无实信,更何况这些人物都是差不多五百年一代,即使是周文王离孔子时代也是五百多年的事情了,孔子凭什么就那么肯定这些人就是完善无缺的?一个解释就是孔子要塑造圣人,然而塑造圣人的目的,无非是自己要当圣人.就像今天中国那些所谓的新儒家口口声声说圣人的理性不可辩驳,天赋圣权,凡人只有服从的份一样,他们把圣人推得这样高的目的就是自己要当圣人,做帝王师.��　　既然只有圣人才可以做君王,当然是要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完人.因此,满口的仁义道德.但是,一个真正的统治者又不可能只说好话就能够真正稳住自己的统治.因此,教化的后面还需要法、术、势等一套措施.这就是中国政治外儒内法,儒表法里的雏形.��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孔子,这个儒学的创始人,他其实从来没有过真正治理一个国家的经验,毛泽东在“文革”为了自己能够“君师合一”,把孔子痛贬一顿,说“孔丘名高实粃糠”,还是点到了要害.孔子一生为官,只是当了三个月鲁国这样小国的司寇,并且短期内代太宰职,其实所作所为是很失败的.而且一天的仁爱也没有施过,相反他上任才七天,便捏造了五条莫须有的罪名把他的教育、学术、思想上的竞争对手少正卯先生杀害了,开创中国人以言获罪的先例.第二件就是便是带兵“隳三都”,开创了中国人武力拆迁的先河.第三件事就是极力反对“铸刑鼎”.公元前536年（郑简公三十年）三月,郑国执政子产命令把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到鼎上,公布于众,令国民周知这是国家常用的法律,让全国官员与百姓都知道国家的法律,以便遵守与执行,而鲁国的孔子,却极力反对,说这是亡国之举：“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今地不详）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菟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这里孔子强调“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显然对“铸刑鼎”这样的事情将导致官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感觉惴惴不安.因为“民在鼎矣,何尊贵?”这是孔子反对“铸刑鼎”的最核心的理由.尊贵等级之分,是孔子礼的核心内容.所谓的“仁”就是按照这个等级来对待的.��　　孔子之后有两个继承人值得一说,一是被称为亚圣的孟子,他的性善论者,一般认为他是孔子的正宗继承人,得以入曲阜的孔庙,他的学说后来一般认为是儒学正宗,还有一位就是荀子,荀子是儒学的性恶论者,他在孔孟仁、义的基础上又特意提出了“礼、法”作为补充,后来中国的政治形态就是外儒即“仁义”,内法即“礼法”.孟子的性善论后来就成为中国政治的“外儒”,这种外儒把所有的好话都说尽了.而荀子的性恶论就是所谓的“内法”,内法把所有的坏事都做尽了.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口言善而身行恶”,“好话说尽,坏事干绝”.所谓的“儒法斗争”,其实不存在的,说穿了其实都是宫廷权力斗争.儒与法都是要违抗皇权的,这一点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儒希望温和一点,细水要长流,要注重长远利益,法却凶残一点,急功近利,注重的是短期效益.他们的核心都是维护皇权统治.无论孔子的所谓“仁”,还是孟子的所谓“义”,以及荀子强调的“礼与法”,其目的还是维护君主皇权.荀子后来有两位学生即李斯与韩非子,都践行了老师荀子的思想,成为法家代表性人物,而且以法家的残酷,李斯成功地设计害死了自己同门师兄,而李斯自己也被秦二世送上了西天.法家的源头其实来个追根溯源也是孔子.孟子所代表的儒家只不过是把《论语》里孔子所言的那些好话给予发扬光大,而法家不过是把孔子为官三个月所作所为作了概括了提炼.��　　本来,孔子,一个思想贫乏,为政能力低下,只是一介一味追求吃喝玩乐的世俗享乐的凡夫俗子,其在历史的影响也不过如此,但是被孟子、荀子一吹嘘,特别是被西汉时的董仲舒与汉武帝搞了一个“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慢慢就变成了“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成了一个头衔越来越大得可怕的人物,孔子的悲剧就演变成了中国人的千年悲剧,孔子失败的政治模式竟然固定下来,演变成为中国人“儒表法里”的宫廷政治,至今有人还要将这种失败的、非人性的、过时的统治方式延续下去,这可能才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