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意思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意思

今天是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11周年的日子.1997年的2月19日,一代历史伟人邓小平乘鹤西去.
　　邓小平生前有不少极具深刻哲学思想文化内涵的名言是广泛流传于世的,其中,尤其以他生前曾经亲口所说的两段名言最为世人所熟悉,一是他的“猫论”,二就是他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爱着我的祖国”这段名言了!
　　许多年前,当笔者看到邓小平先生的亲手题词“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条幅时候,一度陷入了深思,我努力在思考着一代历史伟人的邓小平为什么会在自己晚年突然说出这句名言,他生前,究竟想表达什么呢?
　　实践和自由出真知；缺乏生活实践和思想拘谨的人,是出不了真知的.一些人总说,邓小平不是理论家,因为他没有文绉绉的长篇大论.但是,纵观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历史就可以发现,真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大凡都没有文绉绉的长篇大论,他们的绝大多数思想成果,也并不来自于书本理论概念的堆积和组合,而是来自于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丰富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直接感悟体味.因此,古今中外的思想大家的作品,大多言简意赅和随意,但是往往又包含着非常深刻理论内涵.以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例,孔子的《论语》也就一万余言,老子的《道德经》也就五千余言,惠能的《坛经》也不过几万言.而且,中国孺释道的这三部当家经典,都不是作者当事人的文绉绉的言论,而都是当事人随口讲演的笔录文稿；特别是《六祖坛经》的作者的惠能,他本身居然是个大字不识之人,《坛经》是他的学生纪录的他的讲演言论的整编文稿.
　　其实,自古以来,人们流传和运用那些历史伟人和思想大家的所谓的理论成果,都不太可能去仔细阅读他们的文稿,而是牢牢记住了他们的几段言简意赅的历史名言和历史成就而已!比如,这邓小平的“猫论”和“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两段历史名言,就很可能在中国所长期流传下去!而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也是中国开始度过艰难的百年衰败和重新走向“强国富民”及其振兴中华的始端.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反动于中国君主专制的“三纲”文化而言的!
　　邓小平先生是比较典型的中国蜀学道统中人,他平生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思想条条框框,一切都注重于“强国富民”的根本政治宗旨.中国历史上,不光邓小平才有这样的务实求真和无拘无束的思想道统,许多自觉和不自觉地接受过中国传统蜀学道统的人士,几乎都有这样的言行特点!
　　什么是中国蜀学道统呢?简而言之就是：中国蜀学的概念,最早形成于西汉时期,是相对于当时的中国已经客观存在的齐鲁儒家之学和荆楚道家之学而言的.所谓的蜀学的道统,其实就是蜀地的都江堰水利农业的科技思想文化内涵与中国齐鲁儒家之学和荆楚道家之学的融会贯通表达.都江堰的根本精神内涵,是注重和平发展和注重民生的,因此,所谓的蜀学,在无拘无束地吸纳一切外来思想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又一切都是注重务实求真和强国富民的根本政治宗旨的!这就是说,所有蜀学道统中人,都是务实求真和注重强国富民政治宗旨的,都是坚决反对无谓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和内耗内斗的!
　　没有学派显著的特征,是中国蜀学的最大特点；而没有派别之学派,就是最大的学派!你如果理解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蜀学道统,你也就理解了邓小平!你如果理解了邓小平,你也就摸到了中国传统蜀学之门了!
　　谁都知道,中国历史上长达几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国家文明文化内涵,是导致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开始出现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又尤其以儒家的“三纲”国家伦理,对中国内在创新活力的制约最大!但是,究竟是谁制造了“三纲”呢?现在许多人总是冤枉孔子,说孔子的学说营造了“三纲”思想道统.但是,经过笔者反复考证,笔者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君主专制政治文明文化重大基础之一的“三纲”国家伦理,与孔子的思想源流基本上无关,而是直接来自于西汉时代的董仲舒的思想!这就是说,尽管东汉初期问世的代表官方意志的《白虎通义·三纲六纪》首次在中国历史上明确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著名的三纲,但是,这著名的“三纲”的理论源头,却不在孔子这里,而是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之中!
　　谁都知道,中国君主专制时代的国家根本纲常伦理,是“三纲五常”,而经过笔者严谨考证,可以肯定地说,这个重大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国家纲常伦理,仅仅正式形成于西汉王朝时代,其“三纲”的理论源头,是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国家伦理的理论源头,则是在西汉王朝的另外一个思想家的扬雄的《法言》之中!而扬雄,就是蜀学中人!
　　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所有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举措的检验的标准和过程.经历了两千年的中国历史的筛选和检验,现在,我们今人可以确信地说,董仲舒生前所营造的“三纲”国家伦理,是中国君主专制的重要文化基础,是导致中国内在创新发展动力逐步发生衰退的重要原因,所以,当今中国要想走向民主科学新时代,就必须继续反对和粉碎这个“三纲”腐朽伦理思想道统.
　　但是,相比之下,扬雄生前所营造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国家伦理,则经受住了两千年的历史检验,被证明其是正确的,是有生命力的国家伦理文化精神之一,所以,今后的中国的国家伦理,还应该继续坚持“五常”!
　　老子说过：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意思是说,一正一反,才是世界正常运动发展的基本法则；而弱势且大量的下流者,往往代表着国家社会正常发展的主流因素.这就是说,在一个正常国家社会的运作中,改革是必然的举措,固守则是制约国家社会正常发展的.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实现正确的改革呢?首先,就应该是执政者本身能够去正确认识自己和摆正自己的位置,这,正如另外一个伟大的蜀学者严君平所说：“是故,天人之,物类化变,为寡者众,为贱者贵,为高者卑,为成者败.益之者损,利之者害.处其反者得其覆,为所求者失所欲.是以,贤君圣主,势在民上,爵尊天下,泽连万物.德怀四海,道之所佑,天地所助,万物所归,鬼神所与.厉身起节,自谓孤寡,处卑守微,躬涉劳苦,损心挫志,务设民下.不为贵,故擅民之命；不为高,故常在民上；不欲也,故无所不有,不为也,故无所不宰；万物纷纭,身无所与,故能为之本.”（《老子指归·得一篇》）
　　通过严君平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西汉王朝时代,中国的蜀学就与董仲舒等人营造的“董儒”的“三纲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分别了!这就是说,自西汉王朝始,可能后来的儒学,就已经不是“孔儒”了,而是“董儒”了!“三纲”文化,明显不是来自于“孔儒”,而是来自于西汉王朝时代的“董儒”!而且,西汉王朝时期,严君平和扬雄等蜀学之人,就在思想上与“董儒”发生了巨大分野!非常明显,严君平和扬雄等蜀学之人的思想道统,是继承了中国原始道家和原始儒家的正传思想文化成果的,而董仲舒的“董儒”则自己营造出了一套“天人感应”理论体系,他通过自己所营造“三纲”国家伦理,将中国引向了一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亚宗教和君主专制的歪道上去了!
　　董儒营造的“三纲”思想对中国的毒害是相当大的!一是这个“三纲”完全背离了正确的“天人”运作法则,错误树立了政治权力崇拜的理念和习俗,且将广大人民群众排斥到了所谓的“草民”的境地中去了!这就是说,即使如今依然制约着中国的“强国富民”的改革举措的社会腐败的文化因素源流,也在“三纲”这里.因为,腐败,是依托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力崇拜”这种社会现象而生存的,或者说,国家社会的腐败的重要前提条件,就是这个“权力崇拜”文化因素,而中国历史上的董儒所营造的“三纲”文化,就是这个“权力崇拜”的最重要的文化基础!由此可见,要从根本上杜绝国家社会中的腐败现象,固然需要国家建设出一系列民主监督运作机制,但是,如果国家不事先破除这个“权力崇拜”的文化毒素,那么,不仅仅国家社会中的腐败的文化原因就依然存在,而且,任何民主政治的新举措都难以实行开来!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当今的中国,依然面临着一个重大历史文化任务,就是我们应该继续反对“三纲”的历史腐朽文化,同时在国家社会中树立起普遍的民主政治文化的新国家伦理理念!
　　那么,要实现国家民主政治运作机制,就应该事先行粉碎掉至今依然日用而不知地制约着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力崇拜”文化毒素,而要粉碎这个“权力崇拜”文化毒素,就必须对症下药和针锋相对地反对“三纲”!
　　“反者道之动”,如果要粉碎破坏掉“三纲”的这个中国历史腐朽国家伦理文化,就应该事先弄清楚中国古代国家关系伦理的的建设原则.中国古代的国家理论模型,有两个,一是道家和蜀学坚持的“天人合一”理论.即,中国古哲将国家社会的关系类比于天地自然生态,然后,再加进认识者的主体身心因素,这样,中国的蜀学、道家和儒家就构造出了一系列“天人合一”的国家理论!在这样的“天人合一”国家理论中,一切的理论认识都是相对于人的性命和身心主体感受而言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国家理论,是不可能产生出“三纲”那样的具备发散和收敛特点的宝塔一元模式的政治伦理,而是一再强调“反着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和“为贱者贵,为高者卑”反向政治原则的!
　　这意思说白了,就是,在“董儒”看来,太阳生地,地生人,父生子,所以,君主就生人民.这样,认同天和君主至高无上的“三纲”伦理就油然而生了,三纲一旦问世流行,“权力崇拜”和“天授君权”的国家伦理就流行社会了,这样,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也就形成了.由此可见,董儒的“天人感应”理论的根本思想模式是线性一元的,是春秋大一统的,是亚宗教的,是君主专制的!
　　但是,在蕴涵原始道家、原始儒家和古蜀文化道统的蜀学者看来,人间的一切,都是相对于人的性命存在和身心认识主体而言的.如果没有人的性命和人的身心主体的存在前提,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一旦人的性命主体存在于国家社会之中,那么,广义上的人和人的生存发展权利,才是至高无上的!由于人有群分关系,所以,世界的本质又是数量的关系.虽然国家社会中的确客观存在着君主和臣民之分,虽然国家社会中的确客观存在着富贵和贫贱之分,但是,数量大者为上为主,数量少者为次为副.因此,在国家社会中,不是君主生人民,而是人民群众生君主,君主和人民的两者共同构成了国家社会.同时,国家社会又是天地自然的产物,所以,国家社会的所有伦理原则,都必须服从于天地自然伦理!而在天地自然中,没有谁绝对可以统治谁的关系,一切都是互相独立又互相依赖及其彼此扶助所存在的,即使弱肉强食,也必须服从于生态再生原则!
　　大家看看,虽然以上笔者所列举的两种国家伦理,都是中国古代国家伦理,但是,它们的内涵却是南北差异甚大的!由此可见,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理论中没有民主、自由、博爱、科学等因素,是无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犹如丰富多彩的大山大海,内涵非常丰富,关键在于你如何根据利于现代发展的需要去正确撷取所用!
　　既然董儒将中国古代国家社会伦理模型看成为是父子关系,且把国家社会中的代表官方的君主阶层看成为是“君父”,而把国家社会存在的基础和事实上推动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看成为是“子民”和“草民”.那么,邓小平就来了个“反者道之动”,他作为中国官方的代表的人物,于是乎,邓小平就公开对世人宣布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大家看清楚没有,一代历史伟人的邓小平生前所公开宣示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之中,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文化革新内涵了!他,是在反动于“三纲”历史腐朽文化伦理!他,是在试图粉碎破坏掉“权力崇拜”和“君父”董儒文化理念!他是试图启活中国的民主政治文化火苗!他是在试图引导中国进入民主科学的历史新时代!
　　一代历史伟人的邓小平,永垂不朽!
　　12:40 2008-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