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作文网哪里的大米镉超标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神马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11/11 01:07:29
哪里的大米镉超标
重金属镉正通过污染土壤侵入稻米；学者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多地市场上约10％大米镉超标；中国在多种重金属污染的稻米之前几不设防.
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而在南方则显得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则出现一些连片的分布.
重金属镉正通过污染土壤侵入稻米；学者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多地市场上约10％大米镉超标；中国在多种重金属污染的稻米之前几不设防
《新世纪》周刊记者 宫靖
从一张油漆斑驳的桌子下面,84岁的李文骧老人扯出小半袋大米.颜色纯白,略有透亮感,颗粒饱满,肉眼看不出这些大米有什么异样.
但是,经过检测,这种大米中镉成分严重超标.当地人将这种大米简称为“镉米”.
镉,一种重金属,化学元素周期表中排序第48位.在自然界,它作为化合物存在于矿物质中,进入人体后危害极大.
李文骧老人怀疑自己得的怪病与这种大米有关.老人身体还算硬朗,但已经20余年没法好好走路了.只要走上不超过100米,脚和小腿就会酸疼难忍.
医生无法确切诊断,老人干脆自己命名——软脚病.他告诉本刊记者,在其生活的广西阳朔县兴坪镇思的村,另外十几位老人也有类似症状.
从1982年退休回村算起,李文骧吃本村产大米已有28年.多位学者的研究论文证实,该村耕地土壤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就已被重金属镉所污染；相应的,所产稻米中镉含量亦严重超标.
医学文献已经证明,镉进入人体,多年后可引起骨痛等症,严重时导致可怕的“痛痛病”.所谓“痛痛病”,又称骨痛病,命名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该国由于开矿致使镉严重污染农田,农民长期食用污染土壤上的稻米等食物,导致镉中毒,患者骨头有针扎般剧痛,口中常喊“痛啊痛啊”,故得此名.这种病的症状与李文骧老人所说的软脚病非常相似.多位学者也直指,思的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
类似案例不只出现在广西思的村.实际上,多个地方均有人群尿镉等严重超标和相应症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农业部门近年的抽查,还是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中国约10％的稻米存在镉超标问题.对于全球稻米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现实.
在镉之外,大米中还存在其他重金属超标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研究人员即发表论文称,中国内陆居民摄入甲基汞的主要渠道是稻米,而非鱼类.众所周知,甲基汞是著名公害病之一水俣病的致病元凶.
一个完整的食物污染链条已经持续多年.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遍地开花的开矿等行为,使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镉、砷、汞等有害重金属释放到自然界.这些有害重金属通过水流和空气,污染了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进而污染了稻米,再随之进入人体.
数以千万计的污染区稻农是最大的受害者.稻米是他们一日三餐的绝对主食,部分农民明知有污染,但困于卖污米买净米之间的差价损失,而被迫食用污染大米.更多农民则并不知道自己食用的大米是有毒的,他们甚至不清楚重金属是什么.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几乎没有关于重金属污染土地的种植规范,大量被污染土地仍在正常生产稻米.
而且,污染土地上产出的污染稻米,绝大部分可以畅通无阻地自由上市流通.这导致污染稻米产区以外的城乡居民也有暴露危险,而危险程度究竟有多大,目前尚缺乏研究.
思的村怪病
多位土壤学者在其论文和讲义中不具名地提到桂林思的村,直称不少村民具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且“鸡下软蛋,初生小牛软骨”
71岁的秦桂秀是思的村又一位“软脚病”老人.最近四五年间,她总是双腿发软,没有力量,一走路就痛.此外,她的腰也经常痛.她曾到桂林市一家大医院求治,被诊断为“骨质钙化”.具体病因,医生表示不清楚.
她说,本村有此类症状的不止十几人,或许50人都有.但本村一位村干部并不赞同她的说法,认为农村人腰酸背痛是常有的,这样的统计没有意义.这位干部同样无法解释如此多人有相同症状的原因.
事实上,国内多位土壤学者在其论文和公开讲义中不具名地提到思的村,直称该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痛痛病”初期症状；村中曾出现“鸡下软蛋,初生小牛患软骨病”的现象.
本刊记者向部分当事学者求证此事,学者们修正了上述说法.他们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村民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学者的尴尬在于,迄今没有官方或医疗单位确认上述症状究竟为何病.
2010年12月,本刊记者在思的村走访时,多位村民私下证实,村中确有不少人浑身疼痛.一位上世纪80年代初从外村嫁来的村民说,当时外村女孩都不愿意嫁到本村,说是生的小孩会是“软骨头”.她嫁来后发现,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人们的担心至今没有消除.
村民证实,粮食未全面放开前,国营粮库曾经免收本村公粮.收粮的官方工作人员说：“你们村大米有毒.”该村村民与别村最大不同是,他们只能吃这种“有毒”、国家都不要的大米.
严冬中,村庄外的耕地里满是水稻收割后留下的稻茬,旁边一些蔬菜则长得翠绿可人.但这片被称做大垌田的近千亩耕地确实“生病”了：1986年的实测数字显示,上述土地有效态镉含量高达7.79毫克/千克,是国家允许值的26倍.
广西桂林工学院教授林炳营在该村的研究表明,1986年,该村所产水稻中,早稻含镉量是国家允许值0.2毫克/千克的3倍,晚稻则是规定值的5倍以上,达1.005毫克/千克.
阳朔县农业局农业环保站一位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该片土地重金属情况至今未有多大改善.一位资深农业专家说,镉污染具有相当大的不可逆性,土壤一旦被污染,即便经过多年,所产农作物中的镉含量也仅会有细微变化.
稻田的水源是流经本村的思的河,污染源是村庄上游15公里以外的一家铅锌矿.这家规模并不算大的矿,上世纪50年代起作为本县国营矿被开采,其时几乎没有环保设施,含镉的废水作为灌溉用水流进了村民的耕地.
据统计,共有5000余亩土地被该矿污染,大垌田是其中最严重的1000亩.后有研究表明,矿山早期废水含镉量超过农灌水质标准194倍.
这家铅锌矿效益并不好,几十年间时开时关,目前已转至私人手中.与此同时,没有村民明确地知道,这些来自大米中的“毒”,是否进入了他们的身体,进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多数人无法证实身上的痛是一种病,更无法证实其与稻米的相关性.
10％大米镉超标
南京农大潘根兴团队在全国多个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样品,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受到镉污染的,绝不仅仅是思的村的大米.
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28.4％,其次就是镉,超标率10.3％.
五年之后的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下称南京农大农研所）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结果同样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他们的研究后来发表于《安全与环境》杂志.但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研究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多位学者对本刊记者表示,基于被污染稻田绝大多数不受限制地种植水稻的现实,10％的镉超标稻米,基本反映当下中国的现实.
中国年产稻米近2亿吨,10％即达2000万吨.如此庞大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之严重.潘根兴团队的研究还表明,中国稻米重金属污染以南方籼米为主,尤以湖南、江西等省份为烈.2008年4月,潘又带领他的研究小组从江西、湖南、广东等省农贸市场随机取样63份,实验结果证实60％以上大米镉含量超过国家限值.数值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南方酸性土壤种植超级杂交稻比常规稻更易吸收镉,但此因之外,南方诸省大米的镉污染问题仍然异常严峻.
潘根兴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稻米污染的严峻形势在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观.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研究员,多年致力于土壤污染与修复研究.他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而在南方则显得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则出现一些连片的分布.
陈同斌对广为流传的中国五分之一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的说法持有异议.他根据多年在部分省市的大面积调查估算,重金属污染占10％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
如果陈同斌的估计属实,以中国18亿亩耕地推算,被镉、砷等污染的土地近1.8亿亩,仅镉污染的土地也许就达到8000万亩左右.
让人心情沉重的是,这些污染区多数仍在种植稻米,而农民也主要是吃自家的稻米.不仅如此,被重金属污染的稻米还流向了市场.中国百姓的健康,在被重金属污染的稻米之前几不设防.
追踪镉污染
湖南株洲新马村、广东大宝山等多个地区,稻米均被严重污染
距广西思的村2000余公里的湖南株洲市新马村,2006年1月发生震动全国的镉污染事件,有2人死亡,150名村民经过体检被判定为慢性轻度镉中毒.当年9月11日,湖南省政府公布调查结果,认为该村饮用水和地下水未受镉污染,但耕地土壤受到镉污染,稻谷中重金属严重超标.
2011年1月,本刊记者再次来到位于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镇的这个村子.该村及相邻两村共计千余亩土地已被当地宣布弃耕.村民至今认为,原先村中开办的摩托车配件厂向地下排放含镉废水是村民镉中毒的最直接原因,不过,政府力主的稻米镉污染也被村民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地政府至今没有正式公布该村稻米中的镉含量.南京农大农研所潘根兴教授一行,曾于2008年4月间向该村村民索要过两份原产米作实验室化验,结果显示,其镉含量分别为0.52毫克/千克和0.53毫克/千克,是国家标准的2.5倍.
株洲新马村耕地中的镉污染,主要来自1公里外的湘江.湘江是中国受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新马村上游数公里的霞湾工业区即是湘江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源头之一.
在株洲市数个工业区周边,数十平方公里的农田被重金属成片污染.位于霞湾工业区边缘的新桥村村民向本刊记者证实,新桥、霞湾和建设等村数千亩土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就被霞湾工业区排放的重金属废水污染.当地政府每年向每亩稻田发放800斤稻米的补贴,这样的补贴已有20多年.
而在湘江株洲、湘潭段,两岸有数量庞大的土地直接用湘江水灌溉.在理论上,它们受污染的可能性极大,但这方面的研究和数字较为缺乏.湘潭市环保协会副理事长王国祥曾出资检测湘潭县易俗河镇烟塘村的土壤和稻米污染情况,结果土壤含镉量和稻米含镉量均严重超标.
2008年新马村那次取样前后,潘根兴一行还专赴其余数个被媒体广为报道的镉污染地区进行稻米取样.这些地方有广东大宝山地区、湖南郴州白露塘地区、江西大余漂塘地区等.经实验,这些地方的稻米均被严重污染,镉含量至少0.4毫克/千克,高的可达1.0毫克/千克,总体是国家限值的2倍至5倍.
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而在南方则显得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则出现一些连片的分布.
重金属镉正通过污染土壤侵入稻米；学者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多地市场上约10％大米镉超标；中国在多种重金属污染的稻米之前几不设防
《新世纪》周刊记者 宫靖
从一张油漆斑驳的桌子下面,84岁的李文骧老人扯出小半袋大米.颜色纯白,略有透亮感,颗粒饱满,肉眼看不出这些大米有什么异样.
但是,经过检测,这种大米中镉成分严重超标.当地人将这种大米简称为“镉米”.
镉,一种重金属,化学元素周期表中排序第48位.在自然界,它作为化合物存在于矿物质中,进入人体后危害极大.
李文骧老人怀疑自己得的怪病与这种大米有关.老人身体还算硬朗,但已经20余年没法好好走路了.只要走上不超过100米,脚和小腿就会酸疼难忍.
医生无法确切诊断,老人干脆自己命名——软脚病.他告诉本刊记者,在其生活的广西阳朔县兴坪镇思的村,另外十几位老人也有类似症状.
从1982年退休回村算起,李文骧吃本村产大米已有28年.多位学者的研究论文证实,该村耕地土壤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就已被重金属镉所污染；相应的,所产稻米中镉含量亦严重超标.
医学文献已经证明,镉进入人体,多年后可引起骨痛等症,严重时导致可怕的“痛痛病”.所谓“痛痛病”,又称骨痛病,命名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该国由于开矿致使镉严重污染农田,农民长期食用污染土壤上的稻米等食物,导致镉中毒,患者骨头有针扎般剧痛,口中常喊“痛啊痛啊”,故得此名.这种病的症状与李文骧老人所说的软脚病非常相似.多位学者也直指,思的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
类似案例不只出现在广西思的村.实际上,多个地方均有人群尿镉等严重超标和相应症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农业部门近年的抽查,还是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中国约10％的稻米存在镉超标问题.对于全球稻米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现实.
在镉之外,大米中还存在其他重金属超标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研究人员即发表论文称,中国内陆居民摄入甲基汞的主要渠道是稻米,而非鱼类.众所周知,甲基汞是著名公害病之一水俣病的致病元凶.
一个完整的食物污染链条已经持续多年.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遍地开花的开矿等行为,使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镉、砷、汞等有害重金属释放到自然界.这些有害重金属通过水流和空气,污染了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进而污染了稻米,再随之进入人体.
数以千万计的污染区稻农是最大的受害者.稻米是他们一日三餐的绝对主食,部分农民明知有污染,但困于卖污米买净米之间的差价损失,而被迫食用污染大米.更多农民则并不知道自己食用的大米是有毒的,他们甚至不清楚重金属是什么.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几乎没有关于重金属污染土地的种植规范,大量被污染土地仍在正常生产稻米.
而且,污染土地上产出的污染稻米,绝大部分可以畅通无阻地自由上市流通.这导致污染稻米产区以外的城乡居民也有暴露危险,而危险程度究竟有多大,目前尚缺乏研究.
思的村怪病
多位土壤学者在其论文和讲义中不具名地提到桂林思的村,直称不少村民具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且“鸡下软蛋,初生小牛软骨”
71岁的秦桂秀是思的村又一位“软脚病”老人.最近四五年间,她总是双腿发软,没有力量,一走路就痛.此外,她的腰也经常痛.她曾到桂林市一家大医院求治,被诊断为“骨质钙化”.具体病因,医生表示不清楚.
她说,本村有此类症状的不止十几人,或许50人都有.但本村一位村干部并不赞同她的说法,认为农村人腰酸背痛是常有的,这样的统计没有意义.这位干部同样无法解释如此多人有相同症状的原因.
事实上,国内多位土壤学者在其论文和公开讲义中不具名地提到思的村,直称该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痛痛病”初期症状；村中曾出现“鸡下软蛋,初生小牛患软骨病”的现象.
本刊记者向部分当事学者求证此事,学者们修正了上述说法.他们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村民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学者的尴尬在于,迄今没有官方或医疗单位确认上述症状究竟为何病.
2010年12月,本刊记者在思的村走访时,多位村民私下证实,村中确有不少人浑身疼痛.一位上世纪80年代初从外村嫁来的村民说,当时外村女孩都不愿意嫁到本村,说是生的小孩会是“软骨头”.她嫁来后发现,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人们的担心至今没有消除.
村民证实,粮食未全面放开前,国营粮库曾经免收本村公粮.收粮的官方工作人员说：“你们村大米有毒.”该村村民与别村最大不同是,他们只能吃这种“有毒”、国家都不要的大米.
严冬中,村庄外的耕地里满是水稻收割后留下的稻茬,旁边一些蔬菜则长得翠绿可人.但这片被称做大垌田的近千亩耕地确实“生病”了：1986年的实测数字显示,上述土地有效态镉含量高达7.79毫克/千克,是国家允许值的26倍.
广西桂林工学院教授林炳营在该村的研究表明,1986年,该村所产水稻中,早稻含镉量是国家允许值0.2毫克/千克的3倍,晚稻则是规定值的5倍以上,达1.005毫克/千克.
阳朔县农业局农业环保站一位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该片土地重金属情况至今未有多大改善.一位资深农业专家说,镉污染具有相当大的不可逆性,土壤一旦被污染,即便经过多年,所产农作物中的镉含量也仅会有细微变化.
稻田的水源是流经本村的思的河,污染源是村庄上游15公里以外的一家铅锌矿.这家规模并不算大的矿,上世纪50年代起作为本县国营矿被开采,其时几乎没有环保设施,含镉的废水作为灌溉用水流进了村民的耕地.
据统计,共有5000余亩土地被该矿污染,大垌田是其中最严重的1000亩.后有研究表明,矿山早期废水含镉量超过农灌水质标准194倍.
这家铅锌矿效益并不好,几十年间时开时关,目前已转至私人手中.与此同时,没有村民明确地知道,这些来自大米中的“毒”,是否进入了他们的身体,进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多数人无法证实身上的痛是一种病,更无法证实其与稻米的相关性.
10％大米镉超标
南京农大潘根兴团队在全国多个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样品,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受到镉污染的,绝不仅仅是思的村的大米.
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28.4％,其次就是镉,超标率10.3％.
五年之后的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下称南京农大农研所）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结果同样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他们的研究后来发表于《安全与环境》杂志.但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研究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多位学者对本刊记者表示,基于被污染稻田绝大多数不受限制地种植水稻的现实,10％的镉超标稻米,基本反映当下中国的现实.
中国年产稻米近2亿吨,10％即达2000万吨.如此庞大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之严重.潘根兴团队的研究还表明,中国稻米重金属污染以南方籼米为主,尤以湖南、江西等省份为烈.2008年4月,潘又带领他的研究小组从江西、湖南、广东等省农贸市场随机取样63份,实验结果证实60％以上大米镉含量超过国家限值.数值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南方酸性土壤种植超级杂交稻比常规稻更易吸收镉,但此因之外,南方诸省大米的镉污染问题仍然异常严峻.
潘根兴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稻米污染的严峻形势在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观.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研究员,多年致力于土壤污染与修复研究.他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而在南方则显得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则出现一些连片的分布.
陈同斌对广为流传的中国五分之一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的说法持有异议.他根据多年在部分省市的大面积调查估算,重金属污染占10％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
如果陈同斌的估计属实,以中国18亿亩耕地推算,被镉、砷等污染的土地近1.8亿亩,仅镉污染的土地也许就达到8000万亩左右.
让人心情沉重的是,这些污染区多数仍在种植稻米,而农民也主要是吃自家的稻米.不仅如此,被重金属污染的稻米还流向了市场.中国百姓的健康,在被重金属污染的稻米之前几不设防.
追踪镉污染
湖南株洲新马村、广东大宝山等多个地区,稻米均被严重污染
距广西思的村2000余公里的湖南株洲市新马村,2006年1月发生震动全国的镉污染事件,有2人死亡,150名村民经过体检被判定为慢性轻度镉中毒.当年9月11日,湖南省政府公布调查结果,认为该村饮用水和地下水未受镉污染,但耕地土壤受到镉污染,稻谷中重金属严重超标.
2011年1月,本刊记者再次来到位于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镇的这个村子.该村及相邻两村共计千余亩土地已被当地宣布弃耕.村民至今认为,原先村中开办的摩托车配件厂向地下排放含镉废水是村民镉中毒的最直接原因,不过,政府力主的稻米镉污染也被村民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地政府至今没有正式公布该村稻米中的镉含量.南京农大农研所潘根兴教授一行,曾于2008年4月间向该村村民索要过两份原产米作实验室化验,结果显示,其镉含量分别为0.52毫克/千克和0.53毫克/千克,是国家标准的2.5倍.
株洲新马村耕地中的镉污染,主要来自1公里外的湘江.湘江是中国受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新马村上游数公里的霞湾工业区即是湘江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源头之一.
在株洲市数个工业区周边,数十平方公里的农田被重金属成片污染.位于霞湾工业区边缘的新桥村村民向本刊记者证实,新桥、霞湾和建设等村数千亩土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就被霞湾工业区排放的重金属废水污染.当地政府每年向每亩稻田发放800斤稻米的补贴,这样的补贴已有20多年.
而在湘江株洲、湘潭段,两岸有数量庞大的土地直接用湘江水灌溉.在理论上,它们受污染的可能性极大,但这方面的研究和数字较为缺乏.湘潭市环保协会副理事长王国祥曾出资检测湘潭县易俗河镇烟塘村的土壤和稻米污染情况,结果土壤含镉量和稻米含镉量均严重超标.
2008年新马村那次取样前后,潘根兴一行还专赴其余数个被媒体广为报道的镉污染地区进行稻米取样.这些地方有广东大宝山地区、湖南郴州白露塘地区、江西大余漂塘地区等.经实验,这些地方的稻米均被严重污染,镉含量至少0.4毫克/千克,高的可达1.0毫克/千克,总体是国家限值的2倍至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