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十二五”期间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
　　即将进入的“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跨越的关键时期.我国仍将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且机遇大于挑战.只有分析“十二五”时期社会发展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才能明确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改革思路和重大政策措施.
　　一、人口问题将是长期制约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耕地少,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是基本国情.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可以预测,“十二五”期间,规模巨大且继续增长的人口数量将给我国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特别是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更加突出.
　　一是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自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后,我国现已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1/5.近20多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0万.预计到2010年我国超过60岁的老年人将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8％；到“十二五”末期该比例将达到15%左右.人口的老龄化,使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人口抚养比例、代际关系发生着重大变化,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加大社会保障的压力,也会催生对老年人社会服务的巨大需求,加快发展老龄事业的任务紧迫艰巨.
　　二是人口流动性进一步加剧,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数量持续保持高位并不断递增.工业化发展趋势和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社会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基本动因.国家人口计生委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1.5亿人,其中劳动力也即农民工约1.3亿人.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全国流动人口总规模达到2亿人,农民工约1.7亿人.城乡之间巨大的人口流动性,将会引发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城乡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衔接、流动适龄儿童接受教育、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治安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顺应工业化、城市化趋势,我国必须加快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创造条件鼓励更多的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的一分子,而不是“候鸟式”地在城乡之间奔波.
　　三是人口居住进一步集聚,城市化深入发展.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约45%,大致每年可提高1个百分点,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城市化率可达到50%左右.城市化加快发展对城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新挑战,要求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高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同时,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缓解农民进城的压力,促进城市化的平稳健康发展.
　　二、利益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
　　我国正处于由经济转型而引发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成员受益不均、社会政策调整、政府管理行为失当等原因,导致利益格局多元化趋势加剧,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凸显,有些呈加剧之势.我国正在进入利益分化、利益博弈和利益冲突的时代.特别是不少利益矛盾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如果处理不好,一旦激化,很容易产生群体性事件,进而诱发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所有因素中,以下因素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经济快速发展而利益分配不公.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目前存在“三个失衡”：城乡失衡、地区失衡、贫富失衡.古语讲“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些失衡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或者缓解,必然引发部分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不满,甚至导致社会冲突.
　　二是城市化进程中部分群体利益受损问题.城市化趋势不可挡,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中的利益纠纷将会长期存在.要妥善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包括土地征用、城镇拆迁安置、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等问题引发的各种矛盾.特别是规范征地、实施拆迁补偿办法,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和谈判机制,一般性房地产开发等非公共利益的征地、拆迁补偿要实行市场价格,防止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合谋侵害群众利益.
　　三是一些公共部门通过执掌的公共资源分配权,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引发公权力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在教育、医疗卫生、环境污染、资源开发、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等领域的矛盾和纠纷,将继续较快增加.
　　四是一些劳动者权益受损,劳资矛盾日益突出.企业改制破产、劳务纠纷、工资福利等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问题,将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五是司法不公成为引发上访、群体性事件新的突出因素.近年来,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执法不严的问题反映强烈,成为信访上访的新热点.司法不公问题有着复杂的成因,短期内很难得到根本解决.
　　六是公共安全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面对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的威胁,公众对安全的要求越来越突出,迫切要求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三、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社会保障迫切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和加快制度整合
　　可以预测,未来15年之内,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仍将逐年上升,其中到2013年城乡劳动人口达到峰值10亿人左右,到2025年前后才会逐年下降.今后若干年内,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大致稳定在2200万—2400万人；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左右,大致每年可新增就业岗位800万—1000万个；这样,每年劳动力供大于求缺口在1200万—14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尤为严峻.2009年高校毕业生为611万人,2010年为652万人,2011年激增为758万人, 2012—2015年每年持续在700万人以上,整个“十二五”期间,总共将有超过3500万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同时,每年还有中职毕业生约600万人,未升学初、高中毕业生约200万人,农转非约250万人,复转军人约50万人,下岗失业职工也有相当数量.再有一个十分庞大的就业群体就是农民工,每年大致有1.5亿人,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可达1.7亿人.这些都说明,城镇就业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十分突出,还有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源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结构性矛盾也不容忽视.总之,就业形势长期不容乐观,必须把扩大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社会保障方面目前的最大问题,是制度体系零乱繁杂、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不高.虽然我国现有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和项目累计超过30种,其中,养老保障方面有分别适用城镇企业职工、事业单位职工、机关工作人员、农民工、被征地农民、农民等不同群体的不同制度安排,医疗保障方面有分别适用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农民、机关工作人员等不同群体的不同制度安排等.但总体上看,国民中享有基本而有效的社会保障的人群不足四成.农民、农民工、被征地农民、城市无业居民和城乡残疾人等群体的社会保障基本缺失.应该看到,社会保障不仅是经济危机条件下消除民众恐惧、安定人心、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而且对于拉动消费、遏制衰退、刺激经济复苏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分别促成两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最终帮助两国战胜萧条、走出经济泥淖.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长达10多年的经济停滞期间,国民仍能保持很高的生活水准,社会保障体系功不可没.目前我国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十二五”期间要重点深化改革、整合制度、完善体系.
　　四、政府改革和自身建设滞后的问题更加突出,迫切要求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
　　到目前为止,在经济、社会和行政管理三大体制改革中,社会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十二五”期间,要着力解决行政管理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突出问题,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初步形成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
　　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仍不到位.公共服务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突出.现在,我国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公平,城乡之间不均衡,农村明显落后于城市；地区之间不均衡,中西部地区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不同公共服务领域之间不均衡,如基本医疗服务覆盖面明显低于义务教育覆盖面；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均衡,流动人口享受的公共服务大大低于户籍人口,城市大医院、城市重点学校等集中了过高比例的公共资源.社会管理体制滞后、水平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十二五”期间,要着力提高公共服务的总量,着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加快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合理调整支出结构,加大财政对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力度；逐步放宽对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和投资限制；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相关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
　　二是行政成本日益膨胀.主要原因是机构编制膨胀、公务消费缺乏有效约束、政府支出不公开透明、财政体制改革滞后、对预算执行的监督不到位等.要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重点是控制楼堂馆所建设,推进公务接待、公车使用、公款出国三项制度改革.
　　三是社会各领域的行政化倾向日益严重.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全面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切断行政机关与事业单位的直接行政隶属关系和利益连带关系,形成基本服务优先、服务公平公正、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的现代公益服务体系.
　　四是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和自身建设,尤其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的实质不仅是依法办事,更重要的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高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坚决消除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倾向.进一步理顺行政执法体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切实解决粗暴执法、与民争利等问题.健全政府责任体系,推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完善行政监督机制,形成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专门机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