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哲学的发展

现在哲学的发展

思考２１世纪的中国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当然不能忘记,首先要思考作为中国国家哲学和指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２１世纪?而这实际上又取决于一定哲学观的贯彻和体现,即在此期间,人们将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它,是否能够真正有效地保持和发挥它的生命力,实现它与时代俱进的发展和繁荣.目前的情况表明,为了创造和迎接２１世纪中国哲学、首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繁荣和发展,我们应该重视对哲学观的反思和审视,需要从确立和加强科学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建设入手. 哲学,作为人类最高抽象层次、最普遍思维方式的理论学科,不能不包括一定哲学观（或称元哲学、哲学学、哲学社会学等）的内容,即哲学是什么,它同人类、社会和个人的生存发展有怎样的联系,价值何在,哲学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方式和规律如何等等,总之关于哲学学科本身的基础、性质、特征、功能、及其与人类历史实践相互关系的理解和说明.基于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回答,才有了人们对待哲学的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态度、方式.而能够给予这些问题以一定理解和回答、并指导人们的态度和选择方式的学说,归根到底又只能是哲学.所以,哲学观的建设从来都是哲学建设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多年来我们缺少比较系统一贯的哲学观研究,因此有许多问题还不是很明确、很自觉的.沿用多年的教科书基本采用了前苏联的体系－－这一体系的固定模式,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主义”的分立和并列为框架的；同时也就大体上接受了它的哲学观－－其主要特点是高度强调哲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和工具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解放思想,面向国内外的实际,围绕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建设性的研究和讨论.例如：如何评价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它是否准确或基本准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和精华?如何理解和处理两个“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怎样看待实践观点的地位,用马克思的一个提法,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否合适?实践唯物主义的确切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什么,它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关系?如果用一套概念范畴体系把它们内在一致的科学内容整理和表达出来,究竟应该以什么为逻辑的重点和结构的核心,是存在论（本体论）,还是认识论、辩证法,或价值论、实践论?等等.在研究和争论中暴露出,进一步的探索必然会遇到来自理论自身的困难,并且问题的难点和焦点所在,目前已主要不是个别观点、原理如何理解和表述,而是一些更为基础性、前提（背景）性、整体性和普遍方法性的问题.问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宏观面貌和根本原则的整体把握和要求,也涉及用以构筑和解释哲学原理体系的理论和逻辑前提、方法、规则本身的论证.它们更多是属于哲学观层次和方面的问题. 例如目前有几个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一个是如何估价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的形势.除去社会上有些根本不懂、也不愿了解其性质和意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哲学无用”这种情况不谈,在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事实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判断.例如有的觉得,当前主要是“坚持”与“否定”之争,认为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和维护其原有的基本理论面貌及其社会权威地位,是我们哲学面临的主要现实形势,只坚持往才能巩固和发展,因此就要把建设的重点放在批判和抵制对它的各种否定、偏离和轻视上；也有的觉得,当前主要是“发展”与“停滞”之争,认为目前的客观形势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需要、而且能够（或者正在）实现一种时代性的重大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坚持,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认识的工作要跟上去,防止僵化和停滞.从理论上说,这两种判断的出发点和立场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也能够彼此统一起来,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二者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别,分歧往往比较尖锐.从更深一些的层次上看,我觉得这里的关键还在于究竟以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来看问题,即双方各自所说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它的“本来面貌”和精神实质是什么,应有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何在,以及应该以什么为根据和尺度来评价它的发展形势,等等.而这些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所要说明的. 另一个是如何看待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关系.这个问题与前者紧密相关,或者说就是前一个问题在当前表现的焦点.每一种哲学作为一定时代精神的产物,总是必然地反映一定人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作为一定价值观念体系而成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或政治性；但是总体上,哲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大学科领域,又有其普遍的对象、问题、方法和规则,反映人类实践的最一般特征和逻辑,并且必须遵循科学知识、理论和真理发展的共同规律,这又成为它非意识形态的科学本质和功能.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决定哲学能够不断繁荣发展的保证.但是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把二者简单地割裂和对立起来的偏向,就是只讲其中一面,否认另一面.历史教训证明,无论“非意识形态化”还是“全意识形态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在理论上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上都是极端有害的.“非意识形态化”意味着放弃应有的社会立场和人文责任,固然可以导致背离或抛弃马克思主义；“全意识形态化”意味着把它当成仅仅是一种反映人们自己利益和价值追求的体系,而不是一个严密的科学理论,同样也可以为否定马克思主义所用.事实上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对此,我们也必须有科学的积极的研究和理论说明. 还有如何看待哲学“体系”的问题.对于要不要进行哲学原理体系的改革和重建,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的歧义.一般说来,任何一种深刻的、成熟的哲学思想,在其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对象和内容的层次、逻辑的结构和规则、方法和应用的特征、以及价值取向和现实意义等方面,都表现为自身内在的完整、严密和一贯性,即自成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这一点更不能否认.当然要区分“体系”的两个层面：一是如上所说的“思想体系”本身；二是论证、阐释或发挥这一思想体系的“叙述体系”,即表现在教学和宣传中的概念范畴、观点方法系统.二者之间既不完全等同,又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把握两个层面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当前关于哲学原理体系改革和发展的研究,主要是指“叙述体系”. 在思想体系上,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在人类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着的,一个开放的、富有生命力的科学和革命的思想系统.它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也不是某些抽象的、一成不变的公式和教条的集合,而只能通过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应用体现出来,得到贯彻和展开,并受实践的检验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而保持其一贯的面貌和精神实质.正因为如此,表现为一定的叙述体系,也必然具有历史的、具体多样化的形式.即使是对一些基本思想和重要原则的论述和强调,也总是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有所转移的.比如根据现有材料可以设想：假如由马克思本人来写一本教科书,他很可能是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样的构思；而由恩格斯来写,则可能以《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和《自然辩证法》等内容为思路；如果由列宁来写,那么大体可从《哲学笔记》和《唯批》等书中看到一定线索；斯大林已经留下了他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毛泽东也曾在延安写过一本《唯物辩证法大纲》（《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其中两章）,并用它来讲课……这足以说明：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叙述,在保持其实质不变的前提下,也可以并且应该有不同的叙述体系,对其中每一种都不应取简单化绝对化的态度.叙述体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并不等于背离或抛弃原有的思想体系,相反,它正应该是思想体系生命力的展开和体现.所以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责任给自己规定这样的任务：不断深化对其精神实质和生命力的把握,解放思想,根据时代和实践的特征、经验和成果,改革、探索和完善现有的叙述方式,使之更适合于马克思主义活的思想灵魂. 鉴于已往的经验教训,有些同志主张不要搞体系,以避免僵化和教条化.这种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则有几点不够切合实际.第一是如何对待原有的体系?现行教科书体系,总体上是以斯大林的框架为底本发展而来的.因为不管怎么说,不论对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它对于我们来说终究是“第二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是经过苏联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既未能看到更多的马克思原著、又远离今日世界和中国实践背景下消化和整理的理论模式,毕竟有它的时代性.如果说,已往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那么在今天也应该看到它的使命已经完成.然而由于多年的大力推行,它的某些观念的影响至今仍然很深,不少人甚至把它当作唯一的或既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标准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着眼于从体系上突破和改造旧的模式,代之以我国自己整理和阐述的、更富有时代精神的思路和风格,那么事实上就等于维持原有体系不动,从而放弃了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力和责任. 第二是如何对待２０世纪以来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巨大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和 杨遇?在这一点上特别有害的观念就是认为,似乎一切真理和基本原理都已包括在我们原有的哲学体系之中了,一切现实的发展都只是在进一步证实它而已.持这种观念,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体系改革的必要.当然,体系未必都一定带来僵化,问题是要使这个叙述体系符合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开放的精神实质.上述观念则相反,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旧体系缺陷的一个产物.而我们关于体系思考的任务,正是要克服那些理论和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整理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最深刻、最重要、最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并整理和吸收当代人类文明的新成果,用以充实和丰富它,使之充分代表走向２１世纪的人类文明和时代精神的精华.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如何构建我们走向未来的民族思想文化的基础和灵魂.展望２１世纪的中国,我们确信将赢得经济和科技的繁荣昌盛.那么在思想文化上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成果领先于世界?仅仅靠几千年前形成的古代文明和儒家传统,或者靠全盘西化、在文化上跟着别人走,显然都不行.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包括建设以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而哲学则无疑是这个新文化的基础和核心.我们不能忽视自己当代的思想成果.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实践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生动体现.由于我国在当今和未来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及意义,充分认识和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的哲学基础和特征,使之不仅成为我国走向２１世纪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成为人类哲学和新世纪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这是我们当前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的一个出发点和实质. 近十几年来,随着改革和建设的深入发展,我国理论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问题,已经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同时,近几十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大量发现、整理和重新翻译出版,也为我们正本清原,依靠第一手资料学习、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把中国和世界当前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当做自己的主要问题；在认真总结经验,积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摈弃各种新旧糟粕的同时,注重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哲学研究,其中包括加强对民族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互关系的研究、东西方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等；在此基础上,探索一条建构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路,使之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与特色,为在新的世纪里创造更加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打下基础. 摘自《哲学和哲学观》 作者：李德顺 http://www.guxiang.com/xueshu/others/zhexue/200305/200305220039.htm 上面也有很多其他学术内容,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