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是汉代最鼎盛的时期吗?

汉武帝时代是汉代最鼎盛的时期吗?

在秦末戰亂後,社會經濟嚴重受損,民生凋敝,糧食不足.故此漢初施行 “黃老無為” 的政治政策,與尾休息,經過數十年的休養生息,社會積聚了大量財富,但實際操縱國家的財富,仍為大商賈及豪強所擁有.漢武帝即位後,務求打畫地方上商賈及豪強,藉以把財經大權集中控制在朝廷手中,加上對匈奴之用兵,軍費大增,對內又大興土木,遊幸封禪,開鑿運河等工程,國家支出因而大增；武帝遂採大司農桑弘等人之議,推行新經濟政策.現就試述其政策之施行背景,內容及其影響.漢初的重農抑商政策,是以重農為主,抑商不足,加上漢初以 “無為而治” ,為政 “務在寬厚”,尋致經濟自由放任,例如開放鹽鐵專營權,又准許私人鑄錢,使商賈勢力迅速膨脹,造成「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嬴,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因其富厚,交通王候,力過吏勢,以利相傾」的現象.文帝時,賈誼針對這社會危機,乃提出《治安策》來警告時人：「背本而趨末,食者什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景帝時期,晁錯也在《賤貨貴粟疏》中,痛斥商賈剝削人民,兼併土地,使大量人民流亡.在此大勢所迫下,武帝必須對商賈加以抑正,以穩定經濟.除此之外,由於匈奴欺壓漢巳歷數朝,武帝鑑於國庫充實,有意通畫匈奴,一雪前恥.但是,展開對匈奴的大規模戰爭後,頓時國庫空虛,但商賈,豪強地主郤「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武帝為增加國家收入,杜絕商賈壟斷經濟,壓抑豪強兼併,從而鞏固政權,穩定民生,乃推行.系列抑商政策.現就在以下詳述其經濟政策之具體內容：漢初“黃老無為而治”之政策,使山澤池沼開放,任由工商業者資生謀利,朝廷只徵收特定稅額故鹽、鐵、酒三者都由民間私營.富商豪強乘機強佔山海礦冶,採礦冶鐵,煮海製鹽,並藉此操按物價,壓取平民資財.武帝時,由於要對匈奴用兵,軍費增加,急需開闢財源,在傳統觀念中,山林池澤之利,本屬天子貴族所專有,因而武帝命令地方上富有的鹽、鐵商人捐獻物資,財富以助朝廷開支,但結果社會上的富豪不響應之外,更不理會政府的號召,武帝遂將鹽、鐵、酒的經營權收歸國有.於沿海三十多處設鹽官,由國家委託商人包辦,朝廷則供級煮鹽工具,再課以重稅；於全國設置鐵官四十多處,主持採冶、鑄鐵的售賣；而酒的專營則由政府設廠釀酒公賣.隨著鹽、鐵、酒官營,鹽鐵的生產得到空前的拓展,例如河南的冶鐵遺址,面積達21,000平方公里,有十人座冶鐵爐,一座熔爐,一座鍛爐.更重要的,鹽鐵酒官營,使政府的收入大增,而且亦剝奪了鹽鐵酒商人的財源,既增強了政府對經濟,物價水平之控制,更直接解決了國家的財政危機.但這個計劃一出,便受到臣民的反對,其中以靠鹽鐵維生的「浮食之民」為主.雖然這有效地壓抑商賈操按鹽鐵酒的價格,但郤令不少此類商人的收入大減,於是乎被認為是「與民爭利」,招致反對.漢初大商賈因擁有雄厚資金,故趁機囤積居奇,壟斷市場,抬高物價,導致通貨膨脹,金融紊亂.武帝有見及此,為壓抑商賈謀巨利,於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依大司農桑弘羊之議,於長安設平準官,專門收購市場上滯銷的物品,賤買貴賣,調劑有無,以平抑物價,使富商大賈無從囤積居奇,更無法操縱市場,牟取暴利；除此之外,又鑑於郡國每年均要向中央進貢當地土產,但往往因路途遙遠,運費高昂,物產若是一些易腐的東西,如水果等,在運途上每每腐爛,耗損浪費甚大.武帝時,改派均輸官前往郡國地方將貢物集中,然後運往該類貨物供應量少,價格高昂的地區販賣,然後在適當地區用販賣所得的金錢購入京師所需的物資或將販賣得的金錢轉歸國庫.平準法及均輸法的動機和成效,與鹽鐵專賣一樣,既打畫了豪強的投機,也解決了政府的財政困難,也解決了政府的財政困難,桑弘羊更對這樣的評價：「往者耐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饑,賴均輸之蓄,倉稟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賬.」然而,均輸平準及鹽鐵,也給人民帶來許多不便.如專賣方面,因為官吏管理不善,政府製造品往往質量低劣；至於平準均輸,也不一定可以制止物價「騰躍」,「輕賈奸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這正是官營企業必然出現的弊病.總括而言,武帝一朝的經濟政策,對工商業是近似於節制資本,且以偏重富國為目的,田租雖尚算輕微,但未能抑止土地兼併；漢武帝創行之鹽鐵政策,壓抑商賈之種種經濟措施,可說只能不讓民間有過富,限制商賈之謀巨富活動,但對下層貧民,朝廷卻未徹實紓解民困,漢代田租雖輕,但貧農郤未能受惠,只讓地主階層盡享輕徭薄賦之利益,貧富懸殊仍然嚴重.雖然如此,但這些經濟措施郤能令漢於對外戰爭中,仍有充足穩定的經濟收入,增加國庫收入,而且漢武帝是西漢國力最鼎盛的時代,除了政治制度改革外,經濟上所推行之新政策亦有一定幫助.武帝的經濟政策,完全體現了中央集權及鞏固皇權的精神,而且更打畫了商人豪強,增加國家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