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秋天的怀念》意思相近的文章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神马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11/14 19:43:11
和《秋天的怀念》意思相近的文章
季羡林
题目是韩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赋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愿作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为什么心甘情愿作这样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题目出得好,不但实获我心,而且先获我心:我早就想写这样一
篇东西了.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她手下的小喽啰们曾两次蹿到我的故乡,处心积虑把我“打”成地主,他们那种狗仗人势穷凶极恶的教师爷架子,并没有能吓倒我的乡亲.我小时候的一位伙伴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说:“如果让整个官庄来诉苦的话,季羡林家是第一家!”
这一句话并没有夸大,它说的是实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地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兄弟俩被逼背井离乡,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田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儿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寻(读若xin)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决不会结亲.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北京大学那一位“老佛爷”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个谜恐怕要成为永恒的谜了.
不管怎样,我们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穷困的情况.后来听人说,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这半亩多地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当然还会给点儿接济,然而像中湖北水灾奖那样的事儿,一辈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没有多少钱接济他的哥哥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儿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来向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戗——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儿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以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点儿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于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后卖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里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于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呆到6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一九○九)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题目是韩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赋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愿作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为什么心甘情愿作这样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题目出得好,不但实获我心,而且先获我心:我早就想写这样一
篇东西了.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她手下的小喽啰们曾两次蹿到我的故乡,处心积虑把我“打”成地主,他们那种狗仗人势穷凶极恶的教师爷架子,并没有能吓倒我的乡亲.我小时候的一位伙伴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说:“如果让整个官庄来诉苦的话,季羡林家是第一家!”
这一句话并没有夸大,它说的是实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地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兄弟俩被逼背井离乡,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田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儿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寻(读若xin)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决不会结亲.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北京大学那一位“老佛爷”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个谜恐怕要成为永恒的谜了.
不管怎样,我们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穷困的情况.后来听人说,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这半亩多地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当然还会给点儿接济,然而像中湖北水灾奖那样的事儿,一辈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没有多少钱接济他的哥哥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儿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来向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戗——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儿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以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点儿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于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后卖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里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于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呆到6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一九○九)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