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作文网孔子的孙子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神马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11/10 13:38:56
孔子的孙子
子思,名孔伋,鲁国（今山东曲阜）人,约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前483）,约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前402）.子思虽然是孔子的孙子,但其少年时期,孔子就去世了,他并没有亲随孔子习学受业,而是通过跟随孔门多位弟子的学习,才全面掌握了孔子的思想理论体系,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特点.
子思所处的战国时代,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在经受了春秋时期的严重冲击之后,正在逐步走向崩溃.面对着整个社会礼坏乐崩、人伦不理、诸侯争霸、民众涂炭的严峻局势,子思在掌握了孔子的思想精义之后,也象其祖父一样,竭力倡扬儒家学说,力求拯救社会危机,展示了儒家学者明道救世为的人格特点.
孔伋未成冠礼之前,学识就已相当渊博.他曾在鲁国收徒授业,后又周游列国,到过宋、齐、卫等诸侯国,以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游说诸侯.虽然子思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重用,但他没有因此而动摇其持守儒家之道的志向,更没有卑躬曲膝以求得荣华富贵,而是为了维护儒者的道德理想和人格尊严,为了光大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影响,抗节守道,不降其志,恒称诸侯残民害道之行,不惧自己身处穷困危难之中,成为当时一位颇有影响的儒家学者代表人物.
孔伋既能够以宣扬儒家学说为追求,又具有着儒者执道弘毅的刚强精神.孔子的弟子曾参一方面为孔伋的高尚道德品性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为孔伋能否为世所容而担忧.他曾对孔伋说：“昔者吾从夫子巡守于诸侯,夫子未尝失人臣之礼,而圣道不行.今吾观子有傲世主之心,无乃不容乎?”孔伋对曰：“时移世异,人有宜也.当吾先君,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夫欲行其道,不执礼以求之,则不能入也.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伋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舜禹揖让,汤武用师,非相诡也,乃各时也.”[1]（《居卫》）孔伋认为,现实社会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人的具体行为方式也要与时俱变.所以,他指出,孔子时代,西周的礼乐文化虽然遭受到了冲击,但是君臣上下之间的交往礼节仍然要持守,否则就不能在社会上行得通；现今时代,天下诸侯正在极力招纳士人,士人在诸侯国的兴存之中,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一味地折节曲从诸侯的要求,不能自尊自爱持守节义,那将会受到世人的轻视.因此,我的行为方式虽然与祖父有所不同,但这就如同舜禹因禅让而得到天下,汤武因用兵而获得政权一样,并不是属于狡诈的行为,而是由时世的不同所决定的.
孔伋卓而不群、独立傲世的志节,以及现实社会争权夺利、喜好权谋的风气,造成了他所倡导的儒家思想难行于世,自身生活陷于穷困之中.当时,鲁国人胡母豹对孔伋说：“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盖亦随时乎?”他对于孔伋的行为提出了非议,认为孔伋既然主张人的行为应当随时而移,为何还是一味地不顾现实情况,彰扬不为时世所容的儒家思想?孔伋对他说：“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于世,为行道也；毁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见容,命也；毁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1]（《公仪》）孔伋指出,我所持守的高洁志向和所追求的远大道义,并不是可以非议的缺点,我所担心是只是志向和道义不能远大.我希望能够为世所容,只是为了持守我的志向而行儒家之道；如果背弃我的志节和儒家之道而求为世所容,那么我又有什么可行于世的作为呢?所以,远大的志向和道义不见容于世,这只是命而已,如果背离志向和道义而求为世所容,这就是罪过了,所以我不会改变所持守的志向和追求的道义.
曾参的儿子曾申,看到孔伋志向难达、身处贫困,就对他说：“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贫贱乎?”孔伋说：“道伸,吾所愿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 [1]（《抗志》）在“道”与“势”的对峙上,孔伋表现出了一位真正儒者的高风亮节和浩然正气.
孔伋深谙儒家思想的真谛,因而在为人处事的活动中,他始终是以儒家所要求的道德规范,来规正约束自身的行为.例如,儒家特别注重交友之道,强调交友要交志同道合的朋友,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孔伋在交友中,也是持守着这一原则.据《孔丛子·公仪》篇载：
鲁人有公仪潜者,砥节砺行,乐道好古,恬于荣利,不事诸侯.子思与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为相,谓子思曰：“公仪子必辅寡人,参公鲁国而与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对曰：“如君之言,则公仪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饥渴待贤,纳用其谋,虽疏食水饮,伋亦愿在下风.今徒以高官厚禄,钓饵君子,无信用之义,公仪子智若鱼鸟可也.不然,则彼将终身不蹑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为君操竿下钓,以荡守节之士也.”
孔伋所交的朋友,无不具有着高尚的德操,所以对于国君不能真心求贤师事,而是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让他去请求朋友出仕,他是不愿去做的,也深知朋友也是不会接受的.关于国君应当如何对待士人,孔伋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孟子·万章》载孟子之言：
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
孔伋认为,国君应当以士人为师,而不是与士人交友.故孟子指出,孔伋的意思是说,论地位,你是国君,我是臣下,我哪能同你交朋友呢?论道德,你是向我学习的人,你怎么可以同我交朋友呢?《孟子·万章下》又载：“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鲁缪公对于子思,屡次问候,屡次送给他肉物,子思每次都要作揖行礼接受.对此,孔伋非常不高兴,他认为,国君喜悦尊重贤者,却不能加以重用,又不能以礼来对待他的生活,而使贤者为着一块肉屡次地作揖行礼,这不仅不是对待贤者应有的态度,简直就是把贤者当作犬马来畜养.所以,最后一次,孔伋把国君派来的人赶出了大门,拒绝了国君送来的礼物.
孔伋作为战国时代的儒家学者,他的抗节守道的刚毅性格,不仅反映了战国时代的士人特点,更鲜明地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道德风尚.他的这一人格特点,对于孟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孟子所阐发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2]（《滕文公下》）的大丈夫人格,作为中华民族所崇尚的浩然正气,在孔伋身上也有着强烈而突出的展示.
子思所处的战国时代,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在经受了春秋时期的严重冲击之后,正在逐步走向崩溃.面对着整个社会礼坏乐崩、人伦不理、诸侯争霸、民众涂炭的严峻局势,子思在掌握了孔子的思想精义之后,也象其祖父一样,竭力倡扬儒家学说,力求拯救社会危机,展示了儒家学者明道救世为的人格特点.
孔伋未成冠礼之前,学识就已相当渊博.他曾在鲁国收徒授业,后又周游列国,到过宋、齐、卫等诸侯国,以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游说诸侯.虽然子思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重用,但他没有因此而动摇其持守儒家之道的志向,更没有卑躬曲膝以求得荣华富贵,而是为了维护儒者的道德理想和人格尊严,为了光大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影响,抗节守道,不降其志,恒称诸侯残民害道之行,不惧自己身处穷困危难之中,成为当时一位颇有影响的儒家学者代表人物.
孔伋既能够以宣扬儒家学说为追求,又具有着儒者执道弘毅的刚强精神.孔子的弟子曾参一方面为孔伋的高尚道德品性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为孔伋能否为世所容而担忧.他曾对孔伋说：“昔者吾从夫子巡守于诸侯,夫子未尝失人臣之礼,而圣道不行.今吾观子有傲世主之心,无乃不容乎?”孔伋对曰：“时移世异,人有宜也.当吾先君,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夫欲行其道,不执礼以求之,则不能入也.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伋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舜禹揖让,汤武用师,非相诡也,乃各时也.”[1]（《居卫》）孔伋认为,现实社会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人的具体行为方式也要与时俱变.所以,他指出,孔子时代,西周的礼乐文化虽然遭受到了冲击,但是君臣上下之间的交往礼节仍然要持守,否则就不能在社会上行得通；现今时代,天下诸侯正在极力招纳士人,士人在诸侯国的兴存之中,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一味地折节曲从诸侯的要求,不能自尊自爱持守节义,那将会受到世人的轻视.因此,我的行为方式虽然与祖父有所不同,但这就如同舜禹因禅让而得到天下,汤武因用兵而获得政权一样,并不是属于狡诈的行为,而是由时世的不同所决定的.
孔伋卓而不群、独立傲世的志节,以及现实社会争权夺利、喜好权谋的风气,造成了他所倡导的儒家思想难行于世,自身生活陷于穷困之中.当时,鲁国人胡母豹对孔伋说：“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盖亦随时乎?”他对于孔伋的行为提出了非议,认为孔伋既然主张人的行为应当随时而移,为何还是一味地不顾现实情况,彰扬不为时世所容的儒家思想?孔伋对他说：“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于世,为行道也；毁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见容,命也；毁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1]（《公仪》）孔伋指出,我所持守的高洁志向和所追求的远大道义,并不是可以非议的缺点,我所担心是只是志向和道义不能远大.我希望能够为世所容,只是为了持守我的志向而行儒家之道；如果背弃我的志节和儒家之道而求为世所容,那么我又有什么可行于世的作为呢?所以,远大的志向和道义不见容于世,这只是命而已,如果背离志向和道义而求为世所容,这就是罪过了,所以我不会改变所持守的志向和追求的道义.
曾参的儿子曾申,看到孔伋志向难达、身处贫困,就对他说：“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贫贱乎?”孔伋说：“道伸,吾所愿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 [1]（《抗志》）在“道”与“势”的对峙上,孔伋表现出了一位真正儒者的高风亮节和浩然正气.
孔伋深谙儒家思想的真谛,因而在为人处事的活动中,他始终是以儒家所要求的道德规范,来规正约束自身的行为.例如,儒家特别注重交友之道,强调交友要交志同道合的朋友,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孔伋在交友中,也是持守着这一原则.据《孔丛子·公仪》篇载：
鲁人有公仪潜者,砥节砺行,乐道好古,恬于荣利,不事诸侯.子思与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为相,谓子思曰：“公仪子必辅寡人,参公鲁国而与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对曰：“如君之言,则公仪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饥渴待贤,纳用其谋,虽疏食水饮,伋亦愿在下风.今徒以高官厚禄,钓饵君子,无信用之义,公仪子智若鱼鸟可也.不然,则彼将终身不蹑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为君操竿下钓,以荡守节之士也.”
孔伋所交的朋友,无不具有着高尚的德操,所以对于国君不能真心求贤师事,而是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让他去请求朋友出仕,他是不愿去做的,也深知朋友也是不会接受的.关于国君应当如何对待士人,孔伋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孟子·万章》载孟子之言：
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
孔伋认为,国君应当以士人为师,而不是与士人交友.故孟子指出,孔伋的意思是说,论地位,你是国君,我是臣下,我哪能同你交朋友呢?论道德,你是向我学习的人,你怎么可以同我交朋友呢?《孟子·万章下》又载：“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鲁缪公对于子思,屡次问候,屡次送给他肉物,子思每次都要作揖行礼接受.对此,孔伋非常不高兴,他认为,国君喜悦尊重贤者,却不能加以重用,又不能以礼来对待他的生活,而使贤者为着一块肉屡次地作揖行礼,这不仅不是对待贤者应有的态度,简直就是把贤者当作犬马来畜养.所以,最后一次,孔伋把国君派来的人赶出了大门,拒绝了国君送来的礼物.
孔伋作为战国时代的儒家学者,他的抗节守道的刚毅性格,不仅反映了战国时代的士人特点,更鲜明地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道德风尚.他的这一人格特点,对于孟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孟子所阐发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2]（《滕文公下》）的大丈夫人格,作为中华民族所崇尚的浩然正气,在孔伋身上也有着强烈而突出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