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诸子百家思想)

在必修三第一单元中介绍了诸多思想家的观点，我是一名文科生，在平时的做题中涉及到很多"判断下列言论出自何家之言?"的题目。这是我的薄弱点，希望老师把常考的文言名句总结一下，并注明归属何家思想

解题思路： 您好，你的提问代表了许多同学中的困惑，其实，这个问题解决关键在于对诸子百家思想的理解，掌握其思想内涵，结合问题中提供的材料，自然就会使问题迎刃而解。
解题过程：
儒家：孔子创造了儒家思想体系。其学以仁为核心，认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忽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即所谓“忠恕”之道。又以孝悌为仁之本，以为“仁”的执行要以“礼”为规范，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仁”以维护贵族等级秩序为目的，但也表现了对一般人的重视。在世界观上，相信有人格意义的“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但又把天看成自然之物；重视祭祀，但又怀疑鬼神的存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相信天命，强调“知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但又重视人为，在生活和学习上取积极太度。在认识论和教育思想方面，承认“生而知之”、“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但强调“学而时习之”，提倡“不知为不知”的求实态度。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命题。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并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但鄙视“学稼”、“学圃”，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在美学上，首创以仁学为基础的伦理美学，主张“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提出诗可以“兴”、“观”、“群”、“怨”。政治上提出“正名”的主张，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在维护贵族统治的基础上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论点。这是儒家思想总的学说基础。后世在这基础上做了发挥与深化。

法家：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慎到和申不害等人。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当时还有齐法家，除主张法治外，还主张容纳礼义教化。到战国末期，韩非加以综合集法家学说的大成。法家主张“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商君书·更法》）。要求巩固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统一的君主国家。提出重农抑工商的观点。提倡耕战政策，以农致富，以战求强；厉行严刑法，监察官吏职守，建立官僚制度。法家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曾和旧贵族进行过激烈的斗争。法家主要著作有《商君书》和《韩非子》等，对后来法学思想影响很大。 影响最大的是韩非子。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他和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讲究法家之学。曾多次上书劝谏韩王安，没有被采纳。“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秦始皇读到他所著《孤愤》、《五蠹》等篇，极为赞赏。公元前二三四年，他为韩出使于秦，上书秦始皇劝先伐赵而缓伐韩，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于次年被迫服毒自杀。他的政治学说，基本上被秦始皇和李斯所采用。
　　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史记·韩非列传》），把秦国和东方六国的统治经验作了比较，认为秦由于“法明”、“罚必”，使得“忠臣劝”、“邪臣止”，因而“地广主尊”；而东方六国与此相反，由于“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韩非子·饰邪篇》）。还认为三晋由于“慕仁义而弱乱”，秦由于“不慕而治强”；秦之所以还没有能够完成统一的帝业，是由于“治未毕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同时韩非还进一步把当时法家的“法”、“术”、“势”三派的得失作了比较，认为必须综合采用三派的长处才能胜利完成统一的帝王之业。任法的一派以卫鞅为代表，着重讲究法律条文的制定和赏罚的执行。用术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着重讲究对官吏的选拔任用、监督考核、奖赏处罚以及驾驭的方法手段。重势一派以慎到为代表，着重讲究保持和运用国君的权势地位。韩非认为秦用卫鞅之“法”，国富兵强，但是因为“无术以知奸”，国家富强的成果却被大臣利用为扩张其私门势力的资本。秦昭王时穰侯魏冉攻齐胜利就取得陶邑作为私封，应侯范雎攻韩胜利就取得汝南（即应）作为私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因而秦强盛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还认为韩昭侯用申不害的“术”，因为法令不统一，前后矛盾，仍使奸臣有机可乘，因而申不害执政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韩非子·定法篇》）。韩非主张取长补短，把“法”、“术”、“势”三者结合使用。他把国家比作君主的车，“势”比作用来拖车的马，“术”比作驾驭的手段。认为君主如果没有“术”去驾驭臣下，“身虽劳犹不免乱”；如果有“术”来驾驭，“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篇》）。所谓“致帝王之功”，就是指完成统一的帝王之业。　　当时法家用“术”的主张，是吸取黄老学派的学说而加以发挥的。韩非十分重视用“术”，因而他不仅集法家法”、“术”、“势”三派的大成，也还进一步发挥了黄老学派用“术”的学说。《韩非子》中《主道》、《扬权》等篇就是这方面的著作。所以司马迁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韩非列传》）。
韩非为求实现统一全中国的事业，根据他兼用“法”、“术”、“势”的理论，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家政策，主要有下列三点：（一）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韩非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要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以待之，彼自以之”（《韩非子·扬权篇》）。他认为商周两代的衰亡，是由于“诸侯之博大”；晋齐两国的被“分”“夺”，是由于“群臣之太富”。因此主张用“术”来除掉好比“虎”的奸臣，要做到“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篇》）。他认为君臣之间“利害有反”（《韩非子·内储说下篇》），必然要 争权夺利，“上下一日百战”，因而君主必须对臣下用“术”来“探其怀，夺之威”（《韩非子·扬权篇》）。还主张从基层逐步提拔有实际经验而又经过考验的人，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官职越大，政事治理得越好，这就是“王之道也”（《韩非子·显学篇》）。（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韩非认为当时士的“私学”和统治者是“二心”的，他称之为“二心私学”。这种“二心私学”，“大者非世，细者惑下”，“诽谤法令”，如果“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党”，是要“乱上反世”的（《韩非子·诡使篇》）。他把学者（指儒家）、言谈者（策士说客）、带剑者（游侠刺客）、患御者（逃避耕战而依附重臣的人）、商工之民并称为“五蠹”。认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这样就可以使得“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所谓“王资”，就是建成统一王业的凭藉。有了这样的“王资”就可以战胜敌人，建立“超五帝、侔（齐）三王”的帝王之业（《韩非子·五蠹篇》）。（三）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韩非说：“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此必不亡之术也。”（《韩非子·五蠹篇》）还说：“能趋（原误作“越”，从顾广圻改正）力于地者富，能趋（原误作“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闭塞）者王。”（《韩非子·心度篇》）韩非通过对《老子》的解释，阐明了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认为“道”和“理”是有区别的：“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同时又是自然界根本的总规律，而“理”是用来区别事物性质的特殊规律。不过韩非所说的“理”，只是指事物外部的性质和条理，并不是事物内部的联系。韩非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就是说：各种不同的事物，各有其特殊的规律，所有万物的特殊规律，共同体现了自然界根本的总规律。韩非强调按照规律办事，称为“缘道理”。他说：“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又说：“今众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为败者，生于不知道理而不肯问知而听能。”这里认为做事的成败关键，就在于“知道理”和“缘道理”。韩非在解释《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话时，指出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是有条件的。他说“人有祸则心畏恐”，因而“行端直”、“思虑熟”，因而“得事理则必成功”；反之，“人有福”，“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动弃理则无成功”（《韩非子·解老篇》）。他认为祸与福的互相转化，关键在于人的主观努力，决定于“得事理”或“动弃理”，也就是决定于是否能够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是对《老子》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发展。韩非在他那个时候认识到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难能可贵的。他指出农业生产的增长，不外乎依靠“天功”和“人为”。“风雨时（适时），寒温适（适时）”，因而取得“丰收之功”，这是“天功”的作用。“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纴”，这样由于劳动力合理分配和劳动者努力生产，提高了生产力，这是“人为”的作用。而头等重要的是，“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节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韩非子·难二篇》），就是说生产者必须不违背自然变化的规律，把握种植的季节，不误农时，同时注意防止自然灾害，从而保证丰收。这样就使“人为”适应“天功”而起更大的作用。战国时代各派学者对于历史的发展是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的。墨子因为主张兼爱、尚同，认为乱的起因是人们自爱不相爱，“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大乱如禽兽然”（《墨子·尚同上篇》）。孟子因为主张恢复古代的制度，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倒退的，例如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篇》）而荀子为了要维护等级制度，把历史看成永恒不变的，认为“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荀子·非相篇》）。至于韩非，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上古之世
由于人民少而禽兽多，有巢氏出来“构木为巢”；由于生吃伤害腹胃，燧人氏出来“钻燧取火”；中古之世由于天下大水，鲧、禹出来治水；近古之世由于“桀、纣暴乱”，汤（商汤）、武（周武王）出来征伐。因此，如果在夏后氏之世“构木为巢”和“钻燧取火”，就要被鲧、禹所笑；如果到当今之世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韩非把历史的进步归结为少数“圣人”的作用，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他认为鲧、禹的代替有巢氏、燧人氏，汤、武的代替鲧、禹，“新圣”的代替汤、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韩非

依据其历史进化的思想，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为他的变法主张提供理论根据。韩非还认为古时人民少而财有余，没有争夺；后来人

口多而财物少，因而发生争夺。由此得出结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篇》）这样把人口增长看作历史

变动的主要原因，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他认为人性是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动而发生变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观点。这

种“当今争于气力”的观点，就是他主张“明君务力”（《韩非子·显学篇》）、奖励耕战的理论根据。韩非是提倡极端专制主义的。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相互的利害关系上。在当时官僚制度下，官僚出于国君雇用，等于商业买卖关系，“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篇》），因此治理国家不能靠爱怜，也不能靠讲究仁、义、智、能。他常常以家庭的情况来比国家。当时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合理，已有“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现象。他就根据这点认为父母对于儿女尚且“用计算之心相待”，何况没有父子那样亲密关系的君臣关系（《韩非子·六反篇》）。他又拿“慈母有败子”为例，认为只有威势可以禁暴，厚德不足以止乱（《韩非子·显学篇》）。他又说：母亲的爱儿子加倍于父亲，而父亲命令实行的可能性却十倍于母亲；官吏对于人民没有爱，而其命令实行的可能性却万倍于父母。父母希望儿子能够安全有利，能够不犯罪，儿子往往不听从；君主要人民出死力，命令却能够执行，所以明主不应培养“恩爱之心”，而要增强“威严之势”《韩非子·六反篇》）。所有这些说法，可以说是性恶论的扩大，都是从维护和加强君主专制制度出发的。韩非同时主张国君不必是圣贤。他认为尧、舜和桀、纣都是千载难逢的，一般的国君都上不及尧、舜，下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篇》）。如果放弃法、术而用心来治理，尧也不能治一国；而一个中等的君主守着法、术来治理，如同一个拙匠守着规矩尺寸来做工，是万无一失的（《韩非子·用人篇》）。这样就把法治观念发展到了顶点。

墨家：儒家的反对派，在当时影响极大。创始人墨子。墨家在初期，以墨子本人所主张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葬”、“节用”、“非乐”、“非命”等为中心，与儒家展开一系列政治学术思想斗争。战国末期，墨子后学克服了墨子学说中宗教迷信成分，对认识论、逻辑学以至自然科学中的几何学、力学、光学等，都有一定研究和贡献。墨者组成的团体有严格的纪律，领袖称为“巨（钜）子”相传其徒都能赴汤蹈火，以自苦为极。但后来有派别之分。西汉以后，统治者崇儒抑墨，墨学渐趋衰微。至清中叶后，墨学著作才被学者们重视研究。墨家著作留传后世的有《墨子》一书。其中《墨经》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
墨子生在孔子后，当时宗族制度破坏更甚，多数宗族被消灭，极少数宗族化家为国。逐渐成为地主阶级的士阶层，在社会大变动中，获得政治参与权，可以上升为诸侯师、相。在士阶层下面的庶民，主要是墨子所称“农与工肆之人”，是一种小私有财产者，在社会大变动中，也要求取得一些政治上的地位，借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还没有反抗统治者的觉悟，只是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非命篇》），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墨子和他所创始的墨家，就是代表庶民用“上说下教”的妥协方法向统治阶级提出要求的一个学派。庶民是真正从事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国君贵族要进行战争，不得不对庶民在形式上有些让步，允许他们的代表人说说话，乐于利用他们的代表人仆役般地出死力，墨学因而与儒学同称为显学。
儒家最高理想是周公相成王。大儒做国君的卿相大夫，小儒给富人办丧事，自己家里人跟着去吃酒饭，过着寄生虫的生活。儒家利益与统治阶级完全一致，两者间妥协合作是很自然的。墨家与统治阶级利益并不一致，统治阶级为了要利用墨家，作暂时的勉强的有限度的让步，墨家对统治阶级则是忠实服务，竭尽心力，成为最驯服的仆役。墨家一方面对儒家猛烈攻击，企图夺取儒家政治上的地位。一方面视死如归地为国君贵族守城御敌，保卫他们的利益，以为这样做，可以取得信任，庶几行施自己的学说。事实却相反，墨家不曾得到卿相行道的机会，儒家虽受攻击，依然为国君贵族所尊重。
《墨子》书汉时有七十一篇，赵宋时存六十三篇，宋以后存五十三篇。墨家贵实行不贵文采，重口说不重著书，《墨子》书中仅《经上》《经下》两篇，共一百七十九条，当是墨子所自作。《墨经》每条少仅三个字，多不过二十个字。文字极简，但给当时有关社会和生产的重要知识，作了一个近乎全面的总结。《经说》上下两篇当是墨子讲经，弟子笔录。墨家分三派，同诵《墨经》，可信《墨经》出墨子手。《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十一题各分上中下三篇（《非儒》仅上下两篇），字句小异，意旨大同，当是墨子讲学，弟子各有所记，合而成书，类似孔门后学纂辑《论语》。《尚贤》至《非命》十题是墨家政治理论，对昏乱的国君讲《尚贤》、《尚同》，对奢侈的国君讲《节用》、《节葬》，对自恃上天保佑、沉溺在酒和音乐中的国君讲《非乐》、《非命》，对放肆无忌惮的国君讲《天志》、《明鬼》，对残暴好战的国君讲《兼爱》、《非攻》。墨子制十个药方想治国君的病，但没有一个国君愿意用他的药方。《备城门》至《杂守》凡二十篇，是墨子为弟子禽滑釐讲守城法，在墨学中也是重要的部分。《亲士》、《三辩》、《大取》、《公输》等十四篇当是墨门后学所记，类似儒家大小《戴记》。今存《墨子》五十三篇，基本上保存了墨家的全部学说。
墨与儒两个学派的对立，显著地表现出士与庶民不同的社会地位。下面列举两家对立的情状：
墨家对儒家的攻击，集中在《非儒篇》。儒家主张“亲亲有术（等差），尊贤有等”，严格区别亲疏尊卑，巩固封建等级制度。墨家不反对等级，但反对儒家所说的等级，主张兼爱、节葬、尚贤、尚同。儒家主张有命在天，寿、夭、贫、富，安、危、治、乱都是不可改变的天命。墨家反对宿命论，《天志》、《明鬼》、《非命》三篇说，天欲义（善政）而恶不义（乱政），鬼神赏贤而罚暴，命是暴王（亡国之君）所作，穷人（怠惰人）所述。儒家主张繁饰礼乐，教富贵人糜费财物，自己分肥得食。墨家反对不劳而食，主张节葬、非乐，斥儒者“贪于饮食，惰于作务”。儒家主张穿古衣，说古话，“循（述）而不作”，“仍旧贯，何必改作”。墨家反对保守，主张创造新事物。儒家主张不显谏，待国君问，问小答小，问大答大，不问不言。墨家反对庸言庸行，主张“事上竭忠，……有过则谏”，“务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强使国君行有利人民的政事。墨家攻击儒家，与荀子痛斥贱儒很多相同处，不同的是荀子痛斥七十子后学，墨家则直接攻击儒家创始人孔子。
孔子主张复西周之古，按照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分配生活资料，这自然是一种空想。墨子也承认贵贱的等级，以为天子、三公、诸侯、卿、大夫下至乡长、里长、家君（家长）各级正长，都是有智慧有威权能统一是非表率万民的贵人，万民则是贱者愚者。但墨子主张选择贤良为正长，并复大禹之古，要求各级贵人学大禹过着与万民同样勤劳菲薄的生活，放弃剥削的权利。这更是一种空想，永远不会得到统治阶级的采纳。“将求之不得也（不可求得），虽枯槁不舍也（死也要追求）”（《庄子·天下篇》），墨家就在这个空想的追求中幻灭了。
孔子尊天信命远鬼神，天子得祭天，庶人只许祭户神或灶神，祭鬼只许祭父母。墨子尊天非命信鬼神，主张人无贵贱，都有权祭天和众鬼神。天子代天治民，儒墨意见略同，可是儒家说天命既定之后，下民应该服从，不许怨天尤人。墨子以为上天鉴临下民，按照下民的利或害，随时对贵人行施公平的赏罚，绝无不变的命运。儒家信天命，所以鬼神不灵。墨家不信命，所以鬼神也能赐福降祸。儒家认庶民最贱。墨家以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臧获（奴隶）也是人，在上天看来，凡是人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儒家的天是静的，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表现上天意志的是命。墨家的天和鬼神是活的，似乎真有极大的权能，赏善罚恶，保护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墨子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天和鬼神的赏罚上，《明鬼篇》引周、郑、燕、齐等国《春秋》，证明鬼神的实有，想借鬼神的威力，说服王公大人行善政，结果只能是麻痹庶民的反抗性。《天志篇》说“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尧舜禹汤文武顺天意得天赏，证明“兼相爱，交相利”的可行，结果只能是教庶民片面的爱王公大人，利王公大人。墨家本身也就这样片面地爱、利了王公大人。孔墨都要求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孔子年代较早，周礼在诸侯国多少还有一些约束力，因此主张从周尊王，复兴周道，诸侯国各保现状。墨子时周天子已经完全失去政治上的作用，看不出谁是统一者，因此主张上同于天，楚越齐晋四大国各保现状，等待上天选择有德利民的国君为天子。孔子的空想政治，适合于士阶层，墨子则是庶民的空想政治。

孔墨都多艺。孔子以射御为士阶层最次的艺。墨子重视生产知识，《墨经》中有形学、力学、光学的研究记录多条，特别是光学研究，论阴影，论反射，论光之直线进行性质，论平面镜，论球面镜，俨然是一部中国最早的完整的光学。墨子记录东周劳动群众在手工业方面的成就，他本人也是当时最优秀的手工业工人（主要是制造守城器械，据说技术比大匠人公输般还高），不象孔子轻视生产劳动，当作不足道的鄙事。孔子的艺适合于士阶层，墨子则是庶民的艺。孔墨都博学。孔子删订《六经》，教弟子诵《诗》《书》，习礼乐。墨子书中多引《书》、《诗》、《百国春秋》，墨子出行，车中载书甚多，但教弟子学“精微”的要义（《墨经》），懂得是非曲直，不必多读书。孔子的学适合于士阶层，墨学则是庶民的学。孔墨都贵辩说。孔子主张文质彬彬，以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墨子用朴质的庶民语言，以达意为主，不加修饰，怕人爱其文，忘其用。孔子的文言适合于士阶层，墨子则是用庶民的质言。孔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用“本”、“原”、“用”三表法。“本”是上考历史，“原”是下考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用”是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实利。孔子的正名，适合于士阶层，墨子的三表法，目的在为庶民谋利益，比孔子以礼为正名标准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儒墨都是显学，但统治者需要的是儒不是墨，因之孔子成为士的成功的代表人，墨子成为庶民的失败的代表人。
墨子的学说，流行在庶民群中。墨家如跌鼻、索卢参、田系、彭轻生、苦获等人，大概也象耕柱子一样，出身下层庶民。因为庶民要求得政治上的地位是困难的，所以墨子创立了带宗教色彩的政治性团体。墨子死后，巨子代代相传，类似教主，率领墨者作政治活动。墨家的团体有许多特点，表现出原始的组织性。
刻苦生活　墨子教弟子着短衣草鞋，昼夜工作不休息，以自愿吃苦为高尚。如果不能刻苦，就算违反大禹的遗教，不配称为墨者。听从巨子　墨者尊巨子为圣人。巨子有命，墨者一定要听从，统治阶级的严罚厚赏，不能阻止墨者对巨子的听从。命行道　墨子门下多勇士，弟子三百人（一说一百八十人），都能赴火蹈刃，死不回头。巨子孟胜守城战死，从死弟子一百八十五人。孟子说“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就是说，只要对大众有利益，全身从头到脚被磨成粉末，墨子也愿意。这种勇敢牺牲的精神，当然很高贵，可是道路走错了，赴火蹈刃不是为大众而是为少数国君和贵族。
严守家法　巨子腹 （音吞tūn）住在秦国，儿子杀人，秦王说，“先生年老，只有一子，我已赦免他的死罪。”腹 说，“墨家有定法，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处刑，为的禁止人杀伤人。大王虽有好意，我不可不行墨子的定法。”腹 不听秦王的劝说，把儿子杀死。行教义　墨子弟子胜绰，被推荐到齐国做官。胜绰跟从主人作战很勇敢，墨子责备他违背《非攻》的理论，教他辞官回来。分财互助　有余力余财的人应该扶助贫乏人。弟子做官得禄，一部分送墨子作费用。墨家可说是古代劳苦群众最早的政治结社，其中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反抗性，因此客观上成为拥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结社。由于时代的限制，墨家学说，不可免的有其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但主观上是为庶民利益着想的。秦汉统一以后，统治者把它看作危险的学说，彻底禁绝了，从此没有人再讲墨学（《汉书·艺文志》里秦汉无一墨学者）。墨家的政治活动是失败的，这给庶民们一个教训，就是反对统治者的压迫，除了对抗以至武装起义，不可能有其他方法。后世农民准备起义，往往秘密成立宗教色彩的团体，比当初墨家的结社是发展了。封建统治阶级能扑灭妥协性的墨家，但永远不能扑灭农民的起义反抗。

道家：以先秦老子、庄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道家之名，始见于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称为“道德家”。《汉书·艺文志》称为道家，列为“九流”之一。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在庄子前或同时，有杨朱的“全性葆真”说，宋钘、尹文的“情欲寡浅”说，彭蒙、田骈、慎到的“弃知去已”说，都同道家思想接近，有称之为道家别派者。道家学说以老庄自然天道观为主，强调人们在思想、行为上应效法“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不尚贤，使民不争”。

伦理上主张“绝仁弃义”，以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与儒墨之说形成明显对立。其后，道家思想与名家、法家相结合，成为黄老之学。为汉初统治者所重。到汉武帝独尊儒术，黄老渐衰。同时，道家思想流入民间，对东汉末年农民运动中道教思想的产生有所影响。魏晋间玄学盛行，王弼、何晏辈首以老庄解释儒家经文，促成儒、道融合。佛学传入中国后，学者用老庄诠释佛典，又有释、道合流之势。宋明理学家力倡儒家道统，佛、老并斥，但对道家思想仍有某些吸收。道家思想对中国的政治、思想、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都有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的主要著作有《老子》、《庄子》等。 其中之后道家的派别中以庄子最为有名，影响最大。

杨朱的“为我”学说

杨朱又称阳子居或阳生，魏国人，大概生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他主要的学说是“为我”，和墨子的主张“兼爱”正好相反，同样曾为孟子所批评。据孟子说，杨朱主张“为我”，连“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干的（《孟子·尽心上篇》）。其实杨朱主张既不能“损一毫而利天下”，也不能“悉天下奉一身”，如此“天下治矣”。他认为必须“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从而“乐生”，以“存我为贵”；不能为贪羡“寿”、“名”、“位”、“货”所累；从而“全生”，使“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列子·杨朱篇》）。就是要“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汜论篇》）。这是杨朱的主旨。此后有子华子和詹何两人便是杨朱思想的继承者。子华子和申不害同时，他曾见过韩昭侯（《吕氏春秋·审为篇》）。子华子主张使“六欲皆得其宜”，他认为使“六欲皆得其宜”的是“全生”，只有部分得其宜的是“虧生”，至于“死”，只是回复到未生以前的
最终答案：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