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作文网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出现的‘中体西用’思潮?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神马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历史作业 时间：2024/11/06 21:27:27
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出现的‘中体西用’思潮?
不要课本那些歪曲的历史认识哦,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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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体西用思潮的发端：
在我国大约在明朝晚期,最早出现了“西学”字样,有一本书就叫《西学凡》.到了清朝康熙、乾隆时期,西学已在上层人士中流行起来,但地位并不高,西书被列人《四库全书》的另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概括他们对待西学的态度说,要“节用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这实际上就是“中体西用”之滥觞.②（参见昌切:《重审中体西用说》,(新东方)(海口),1995年第5期,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中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首先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魏源在林则徐编译《四洲志》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主张“势”变“道”不变,“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③（魏源:《默觚服下·治篇六》,《魏源集》,上册,第48页）.就是说,“圣人之道”是不能变的,而具体治法如税制、兵制、田制等是可以变革的;在对待西方文化上,也主张“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即学习西方的“战舰”,“火器”以及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等长技,排斥西方的宗教、哲学、伦理等精神文明.这便是近代中体西用思想的萌发.这一思想并没有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也没有得到广泛传播.
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早识时务的冯桂芬,赞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并看到了中西之间的更大差距,认为我国除了“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外,还有“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他通过比较分析,提出了处理中西学关系的原则:“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⑤（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84页）.这可以说是“中体西用”思想的最初表述.它对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政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中体西用思潮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主持同光新政的洋务派官僚继承和发展了魏源、冯桂芬的中体西用思想.中央实力派恭亲王奕诉于1863年奏称:“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为了“制器”,做到“船坚炮利”,还要了解制造船炮机器的原理,即要学习“天文算学”.他强调指出,今日学‘“西法”,是为了“雪耻”,即为了强“本”,而不是失“本”.这种主张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及自然科学的思想,为同光新政定了基调.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并不反对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际上是默许了洋务派的新政治运动.1865年,李鸿章在奏折中系统地阐述了其体用思想,他指出：中国的文物制度比西方高明,是安邦治国的根本,不要动;“仿习机器”是救急的方法,是“治标”,是末,是可行的.
19世纪70-80年代,一些参与同光新政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也大都赞同中体西用说.他们提出向西方学习的范围亦更加广泛,诸如发展科技、扶助民族资本、振兴商务、废科举、兴办学堂,甚至还有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实行君民共主的思想.
王韬论述中体西用的言论较多,他还引进中国哲学上的道、器、形而上、形而下等概念来论述“中体”与“西用’的主从关系,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⑥（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页）王韬批评顽固派,又不同意洋务派的某些观点,在认识“中体”与“西用”关系上前进了一步,开始从理论的高度上对之进行分析,虽仍不免片面、肤浅,却为对中西文化进行自觉、理性地思考,迈出了一大步.这一时期,郑观应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他继承了其前辈的成果,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艺,同时明确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民主议政制度.他明确指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舍弃其民主政治制度的做法,是不对的.
三、中体西用思朝的发展
19世纪90年代甲午战后,清政府内优外患日迫,中西文化冲突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上展开,朝野上下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随之加深,通过比较思考,在体用关系的认识上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仅明确提出了中体西用口号,而且将其理论化、系统化.
首先,是“中体西用”口号的正式提出.1896年4月,《万国公》编者兼上海中西书院总教习沈寿康写道:“中西学间,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③（南溪赘叟：《救时策》.《万国公报》（上海）,地75册,光绪21年3月（1895年4月））
1896年8月,管理大学堂和官书局的工部尚书、协办大学七孙家鼎也提出:“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③（孙家鼎：《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丛刊本《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版,第426页）.孙家卿用“主”、“辅”、“体”、“用”、“补”、“还”、“包罗”等词,从不同角度,较全面地概括了中西学之关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式口号的提出反映了中体西用思潮的发展.
其次,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较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中体西用思想.张之洞是清末洋务兼维新而又都不彻底的地方高级官员,他在1898年5月5日的《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明确讲到中体西用.同年5月,他又著《劝学篇》,详细论述了中学与西学的内涵及其关系,使这一理论系统化,更标志着中体西用思想的成熟.
再次,光绪帝强调中体西用是实行维新新政的政治原则.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变法,他不仅在明定国是诏中强调了中体西用原则,而且下诏推崇阐明中体西用的著作.称赞张之洞的《劝学篇》一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于是,《劝学篇》“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③（梁启超:《自由书·地球第一守旧党》,《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第7页）.
此外,戊戌时期,还有不少人宣传和主张中体西用.帝党首领、军机大臣翁同和在1898年b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④（《翁文恭公日记》(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丛刊本《戊戌变法》(一),神川国光出版社,195年版,第523页）.这与光绪帝定国是诏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著名的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在1898年也曾谈及中体西用.康有为说:“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⑤（康有为:《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4页）梁启超说:“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他们虽都有中体西用的言论,但从“二者相需,缺一不可”来看,二人更加强调西学,把中西学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西学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这一时期,连一些顽固守旧的官员在上书反对变法时,也不得不承认中体西用.
总之,这一时期,中体西用不仅成为清朝最高统治层的政治号召,而且成为社会上的“流行语”,如梁启超所说：“举国以为至言”.
在我国大约在明朝晚期,最早出现了“西学”字样,有一本书就叫《西学凡》.到了清朝康熙、乾隆时期,西学已在上层人士中流行起来,但地位并不高,西书被列人《四库全书》的另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概括他们对待西学的态度说,要“节用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这实际上就是“中体西用”之滥觞.②（参见昌切:《重审中体西用说》,(新东方)(海口),1995年第5期,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中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首先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魏源在林则徐编译《四洲志》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主张“势”变“道”不变,“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③（魏源:《默觚服下·治篇六》,《魏源集》,上册,第48页）.就是说,“圣人之道”是不能变的,而具体治法如税制、兵制、田制等是可以变革的;在对待西方文化上,也主张“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即学习西方的“战舰”,“火器”以及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等长技,排斥西方的宗教、哲学、伦理等精神文明.这便是近代中体西用思想的萌发.这一思想并没有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也没有得到广泛传播.
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早识时务的冯桂芬,赞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并看到了中西之间的更大差距,认为我国除了“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外,还有“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他通过比较分析,提出了处理中西学关系的原则:“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⑤（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84页）.这可以说是“中体西用”思想的最初表述.它对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政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中体西用思潮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主持同光新政的洋务派官僚继承和发展了魏源、冯桂芬的中体西用思想.中央实力派恭亲王奕诉于1863年奏称:“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为了“制器”,做到“船坚炮利”,还要了解制造船炮机器的原理,即要学习“天文算学”.他强调指出,今日学‘“西法”,是为了“雪耻”,即为了强“本”,而不是失“本”.这种主张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及自然科学的思想,为同光新政定了基调.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并不反对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际上是默许了洋务派的新政治运动.1865年,李鸿章在奏折中系统地阐述了其体用思想,他指出：中国的文物制度比西方高明,是安邦治国的根本,不要动;“仿习机器”是救急的方法,是“治标”,是末,是可行的.
19世纪70-80年代,一些参与同光新政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也大都赞同中体西用说.他们提出向西方学习的范围亦更加广泛,诸如发展科技、扶助民族资本、振兴商务、废科举、兴办学堂,甚至还有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实行君民共主的思想.
王韬论述中体西用的言论较多,他还引进中国哲学上的道、器、形而上、形而下等概念来论述“中体”与“西用’的主从关系,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⑥（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页）王韬批评顽固派,又不同意洋务派的某些观点,在认识“中体”与“西用”关系上前进了一步,开始从理论的高度上对之进行分析,虽仍不免片面、肤浅,却为对中西文化进行自觉、理性地思考,迈出了一大步.这一时期,郑观应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他继承了其前辈的成果,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艺,同时明确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民主议政制度.他明确指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舍弃其民主政治制度的做法,是不对的.
三、中体西用思朝的发展
19世纪90年代甲午战后,清政府内优外患日迫,中西文化冲突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上展开,朝野上下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随之加深,通过比较思考,在体用关系的认识上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仅明确提出了中体西用口号,而且将其理论化、系统化.
首先,是“中体西用”口号的正式提出.1896年4月,《万国公》编者兼上海中西书院总教习沈寿康写道:“中西学间,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③（南溪赘叟：《救时策》.《万国公报》（上海）,地75册,光绪21年3月（1895年4月））
1896年8月,管理大学堂和官书局的工部尚书、协办大学七孙家鼎也提出:“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③（孙家鼎：《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丛刊本《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版,第426页）.孙家卿用“主”、“辅”、“体”、“用”、“补”、“还”、“包罗”等词,从不同角度,较全面地概括了中西学之关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式口号的提出反映了中体西用思潮的发展.
其次,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较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中体西用思想.张之洞是清末洋务兼维新而又都不彻底的地方高级官员,他在1898年5月5日的《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明确讲到中体西用.同年5月,他又著《劝学篇》,详细论述了中学与西学的内涵及其关系,使这一理论系统化,更标志着中体西用思想的成熟.
再次,光绪帝强调中体西用是实行维新新政的政治原则.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变法,他不仅在明定国是诏中强调了中体西用原则,而且下诏推崇阐明中体西用的著作.称赞张之洞的《劝学篇》一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于是,《劝学篇》“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③（梁启超:《自由书·地球第一守旧党》,《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第7页）.
此外,戊戌时期,还有不少人宣传和主张中体西用.帝党首领、军机大臣翁同和在1898年b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④（《翁文恭公日记》(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丛刊本《戊戌变法》(一),神川国光出版社,195年版,第523页）.这与光绪帝定国是诏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著名的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在1898年也曾谈及中体西用.康有为说:“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⑤（康有为:《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4页）梁启超说:“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他们虽都有中体西用的言论,但从“二者相需,缺一不可”来看,二人更加强调西学,把中西学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西学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这一时期,连一些顽固守旧的官员在上书反对变法时,也不得不承认中体西用.
总之,这一时期,中体西用不仅成为清朝最高统治层的政治号召,而且成为社会上的“流行语”,如梁启超所说：“举国以为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