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下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拜托了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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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下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对社会经济、阶级斗争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方面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首先,这种政体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影响占支配地位.斯大林曾经指出：“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割据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的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1].对于这一理论,须要结合具体史实加以说明和理解. 中央集权制是全国统一的重要条件,而全国大一统的局面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政治环境,即可以避免一些纷争和割据,可以减少某些统治阶级内部的有害战争.战国时各国间战争不休,一个大战役造成的损失,“十年之田而不偿也”[2].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人人自以为更生”.[3]秦汉以后,割据分裂的时候战争就多,统一集权的时候,也发生过统治集团之间的内争,如西汉有“吴楚七国之乱”,晋有“八王之乱”,明有“靖难之变”,但就总的情况而言,战乱毕竟比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少得多.因此,在汉、唐、明、清等统一集权的朝代,社会经济往往有大踏步的发展. 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形成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要兴修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但统一集权局面毕竟有利于治理黄河和修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秦朝的灵渠,汉朝的王景治河,隋、元两代的大运河,都是国家统一时期劳动人民兴修起来的重要水利工程.唐朝前期全国统一,“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而水利事业“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4]这一事实也集中地反映,统一集权是发展水利事业,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政治前提. 统一集权的政治环境还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交流和商品流通.秦汉时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一统局面,“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5].在西方,中世纪时贵族领主割据纷争,道路阻隔,经商缺乏安全保障,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绝大多数时期,商人都可以单独行动,远出经商,只有经营非法商业的私盐贩和私茶贩才必须进行集体武装贩运.这种商旅比较安全的情况,与中国没有西方那种拦劫商旅、杀人越货的领主和骑士有密切关系. 秦修驰道,隋、元广开运河都是出于政治、财政、军事的需要,但在客观上,统一集权国家所创办的水陆交通也有利于经济交流和商品流通.在谈到隋朝开通大运河时,杜佑就曾说：“自是,天下利于转输”.[6]秦朝的驰道,历代的驿站,都具有类似的作用. 出于财政需要,统一集权的封建国家还往往实行全国一致的货币和度量衡.秦始皇在这方面的功绩最为显著,隋统一全国后宣布实行举国一致的五铢钱,这是最著名的两个事例.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对全国的商业发展,在客观上有积极作用. 全国大一统的政治形势还有利于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交流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秦统一后,大批人民“谪戍”五岭以南,把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和铁制农具传入越族.西汉的屯田西域,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元代黄道婆能从海南岛把棉纺织技术传到松江一带,显然也与全国统一有关.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在分裂割据的条件下,这种生产技术的交流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却比较困难得多了.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西欧的面积与中国约略相当,在近代却形成为很多单一民族的国家,未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领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原因就在于中世纪时西欧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汉族在封建主义时代就采用了中央集权政体,成为一个相当巩固的人们共同体,并且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故能作为一个核心民族,克服周边各族的离心力,使他们产生向心力.如果没有形成这一政治体制,则不但中国各族不能联合成一个国家,甚至汉族本身也可能分裂成很多国家.在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尽管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残酷的民族战争和民族征服,但我国今天的多民族大家庭毕竟是从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周边各少数族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般都比汉族落后.无论是各族的军事民主主义阶段的上层显贵也好,或是奴隶主贵族也好,往往对汉族发动掠夺战争.汉族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体制保证了本民族的统一,有利于在民族战争中保卫自已.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消极影响虽然只居次要地位,也应加以分析. 首先,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意味着国家须要豢养大量的专职官吏和职业兵,这就必然加重了劳动人民的2赋税、徭役和兵役等负担.西方中央集权制形成的时候,也出现了大批官僚和职业兵,行政、军事费用也突然猛增,不过当时社会生产已经相当的发展,而且有～个富裕的中等阶级支持王权.中国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财富还不能与西方比拟的情况下,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就好象一个还没有成年而且身体赢弱的人勉强地穿上了一套不胜负担的铠甲.这样,沉重的赋税落在人民身上,同时也延缓了扩大再生产的进程.唐代的国家开支中,“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7]宋人蔡襄也认为“兵冗为大,其次又有官冗”.[8]明代也有“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的说法.[9]在兵饷、官俸中,又以前者所占比重最大.历代统治者尽管也想采取“革冗员,去冗兵,节冗费”[10]的措施,或者实行屯田制、府兵制,通过寓兵于农的办法解决财政支出浩繁的问题,但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兼并只要存在,问题就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沉重的赋役负担,总是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政治集中同经济分散发生严重矛盾,是中央集权政体消极影响的又一个表现.西方中央集权制与统一的民族市场同时形成,国都往往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而且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已很密切和成熟.所以,中央政权的大量消费并不造成严重的困难.中国从秦汉开始,国都一带就集中了大量的官吏和军队,须要从全国调运大量物资供其消费.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各地区间缺乏天然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交通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这种出于财政需要的人为大调运就是一个极大的浪费.汉代的桑弘羊就已经看到,“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索隐》引服虔曰：“雇载云僦,言所输物不足偿其雇载之费也”[11].明代的赋税分配情况是“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于京师者十有九”[12],所以江南漕粮达于京师的费用是“以石五六斗而运一石”.[13]清人王心敬有一段集中而典型的议论.“国家建都燕京,廪官饷兵,一切仰给漕粮,是漕粮者,京师之命也.然其粮米则倚办于江浙湖广之南北,至近在二千里外,远者且四五千.中间公私不赀之耗,至有费过本粮原额一倍者”.“究之官廪兵粮毫厘无加,而南民国力徒耗于无益之处耳.然其法终不可易者,漕粮系京师之必需,固不暇顾国力与南民也”.[14]显然,这种浪费必然拖住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加重了农民的苦难. 商税的沉重和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央集权制弑商品流通所起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侧面. 大量官俸、兵饷的需要迫使地主政权大肆征商.商税的沉重不仅削弱了商业资本,减少了商品流通,而且由于到处设置关津,大大阻碍了转运商业.宋代的“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15]留见商税已在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历史上,不但分裂割据的时候是“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16],就是在中央集权制相当巩固的大一统时期,统治者也总是遍设关卡,进行征商.明朝是“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17]清代“国家设关通天下,凡十三处,皆相隔三四百里”.此外,还有“攒典之设而各据IZl隘,横行村落,处处皆关,则处处有税”,故当时有“关外之关”的说法.[18]这种情况对商业发展的阻碍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南宋时在沿江一带从池州至建康的七百里内设有六处场务,其间有“相去不满五六里者”,因而使商旅“困于公家之征”.[19]明代“客商俱怕征求,多至卖船失业”.[20]因此,我们不能对中央集权制在商品流通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片面地估计过高,还必须承认大量兵饷的官俸对商业繁荣的不利影响.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是由于要满足封建政权的财政需要,同时,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和商品经济水平较低也是导致关津林立的重要条件.当时商人资本的力量还不足以扫除这些封建障碍. 商税是因地主政权的财政需要而征收的,在商业不发达的时候,商税往往较少,在商业比较繁荣的时候,商税随之增加.唐朝初年,商业不很发达,当时并不征收货物通行税.盛唐、中唐时期,商业空前繁盛,各道节度使、观察使因而“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问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其后果是“商旅无利,多失业矣”.[21]从明初到明后期,也经历了一个商品经济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所以“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22]事实说明,商税成了商品经济的桎梏,这正反映了中央集权制与商业流通相矛盾的一面. 封建国家对商品生产、商品流通的政治干预,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商品经济须要在“自由”的空气中顺利发展,西方中世纪的商品生产最初是由摆脱农奴制束缚的城市手工业者发展起来的；以后又在行会所不能控制的地方,织布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第一个行业.采矿业在十四、十五世纪时,也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界上发展起来,成为工场手工业最早出现的部门之一.在这种地区,它既不受领主的干预,也不受行会的控制.当时西方虽然出现了中央集权制,但它不是作为商品经济的对立物而存在,恰恰是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得到了中等阶级的支持和拥护.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是纯封建经济时代的早产儿,专制主义封建政权不但严密地控制了城市,而且也有效地统治着广大农村.不但农村的纺织业要受课役的盘剥和干扰,就是矿冶业也完全不能摆脱国家的干预.马端临说：“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酒酷、征商是也”.[23]宋人石介也概括地指出：“国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酒茗皆有禁,布绵丝枭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24]明代的市民运动首先从矿冶业大规模开始,就反映我国封建社会根本就不存在既不受官府、行会控制、也不受农村封建政权控制的城乡之间的边界地带.至于官府手工业所受的封建统治和它对私营手工业的影响,以后在讨论手工业时还要专门涉及,这里就不预为详论了. 最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是促使阶级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从中央到郡县的各级封建政权好象组成一个天罗地网,用行政、司法、军事等机构把整个社会紧紧地捆绑起来,劳动人民很难逃脱它的控制.因此,与西方相比,封建统治实际是更有效、更强化了.同时,大量的官俸、兵饷均来源于农民阶级所负担的课役,而赋税、徭役、兵役的“头会箕敛”,往往是促使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化的催化剂.秦、隋、元三代农民起义的反课役色彩,是非常鲜明的.正如在物理学中,作用越大,反作用也越大一样；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统治、压迫的强化也带来了反统治、反压迫斗争的强化,课役的沉重也引起了反课役斗争的加强. 由于在中央集权政体下,地主阶级的统治非常严密,农民群众不进行大规模的发动,就很难进行有效的反抗和斗争.这是农民战争规模特别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自然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条件下,我国农民也是分散的,彼此间的联系不可能很紧密.但处于中央集权的环境中,尤其当斗争展开以后,各地区农民之间进行接触和联系,毕竟比处于分裂割据环境中方便得多.加之,集权中央也意味着中央政权是一切政治压迫的总枢纽,一切横征暴敛的总机关,所以全国农民的阶级斗争锋芒也必然首先指向皇权,这样,共同的政治斗争目标也容易把各地的农民斗争联系起来.恩格斯在总结德国农民战争时曾惋惜地说：“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化了的国家,说不定会创造出多么伟大的成果”.[25]可见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中央集权制,对农民起义有重要影响.秦汉以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存在,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规模特别大的主要政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