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作文网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区老百姓生活情况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神马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语文作业 时间：2024/11/12 06:42:47
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区老百姓生活情况
现在就要,并且内容符题
多说些老百姓的遭遇!一楼再详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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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华北出现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特别是在敌占区尤为严重.日伪曾以天旱、农业歉收为由,掩盖其疯狂的掠夺政策.事实上饥荒正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整个敌占区惨遭战祸,广大田园尽成战场,农民流离失所,农业生产破坏殆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更以华北为其兵站基地,对华北的掠夺愈加野蛮,对占领区人民的奴役和统治愈加残酷.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夏明方
内容提要 本文着重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农村人口迁移之间
的关系,认为在旧中国的农村,灾荒较之与战争对于人口迁移有着更大的影
响力.虽然就全国范围而言,八年抗战期间地质活动平静,气候状况亦大范围
好转,但这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趋势,而且由
于战争对中国社会直接间接的破坏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
致使相对较小的自然变异也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愈是抗战后期灾荒还愈
加严重,所以对战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
响,并在其演变过程,流徙路线及其具体特点等方面深深打上了灾荒的烙印,
同时亦由于战争本身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战前同类型人口迁移的某些特点.
关键词 自然变迁 天灾人祸 农村人口迁移
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抗战期间的人口迁移时,更多的是将视
野集中于战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城镇人口的迁移上,而相对忽视了
自然灾害和与之紧密联系的农村人口迁移.然而,由于后者——即
以灾害为动力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事实上所具有的规
模和影响,对它的任何轻描淡写的研究,大概都不足以使我们完整
地把握战时人口迁移的流向和特点,进而从另外一个侧面更深刻
地揭示出这场侵略战争本身对中国人口迁移的影响,及其给中国
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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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城乡人口西迁谈起
毫无疑问,抗战期间最大的人口迁移潮,是华北,华中,华东等
内地广大城乡的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之下或者出于抗
战需要而向西南西北的迁移.但是移往大后方的人数一开始就被
作了无限的夸大.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即声称"曾有八千万人西
移".①目前海外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则大多同意张嘉首先提出来
的5000万人的说法.②实际上早在抗战期间,美国派往中国的军
事观察家格兰姆 贝克就提出疑问,并作出"至多不过两千万人"
的估计.③陈达教授则估计为1350万,其中由沦陷区24个重要城
市撤退到后方的约有350万,另有大约1000万人会由其故乡迁
出.④陈彩章根据国民政府救济委员会于1938—1942年间运送后
方的难民数及大后方各省市县收容救济难民人数,估计在"千万人
左右".⑤这一说法被不少研究者采用.值得注意是王洪峻,李世平
的研究成果,他们根据解放前后有关大后方的人口统计和战时移
民主要集中于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的客观事实进行推理,对千万人
之说也表示质疑,并作出各自的估计,一说不超过560万,一说入
川移民约200万人,而且主要是由国民党政府机关,军队及工商业
企业,文教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其有关人员,还有一部分遭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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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③④⑤陈彩章著:《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重庆版,第112页.
陈达著:《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
格兰姆 贝克:前引书,第229页.
张嘉著:《旋风式的通货膨胀》,《工商经济史料丛刊》(一),(二),北京文史资料出
版社1983年版.
[美]格兰姆 贝克著:《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三联书店1987年中译本,第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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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的大城市,交通线和附近中小城市的人口.①
有意思的是,尽管各位学者对战时人口迁移的具体数字各执
一端,对当时农村人口迁徙进行估算的基本依据却大都惊人的一
致.例如在陈达教授看来,"各省的沦陷区,包括那些小市镇及农村
区域,因被敌军破坏较轻,或者居民对于敌人抢掠和强暴行为的恐
怖较小,故其迁出的人口也必较自城市迁出的人口为少".②王洪
峻则进一步指出,中国占全人口总数80%以上的是农村人口,由
于小农经济的特点以及旧中国农村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
必须依附于土地之上,"除非灾荒,疾疫,除非家乡变成战场,农民
不会离开";而且"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有限,还只能占
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就是在成为战场的地区,根据报纸,各种文
献记载,农民也是跑出去避一时为多",要是没有严密的组织,"决
不会出现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进行数千里大迁徙的事情".③
面对各种统计资料反映出来的西迁难民中农民所占比例不大
的现象,孙艳魁先生在陈述以上看法的同时,又做了补充,认为农
民"在离开故土后,往往会因为饥饿,疾病以及日军的杀害而死亡,
爱猫扑.爱生活后方的人数就更少了".不过后来在论述入陕难民数量时,他
又根据国民党中央社的关于黄灾难民的报道,推测其总数当远远
超过100万人,约占其所估计的800—1000万内迁人口的1 10以
上.④
如果说这些意见基本上还只是一种逻辑推理的话,那么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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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①②③④孙艳魁著:《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
75—76页,第262—266页.
王洪峻:前引书,第44页.
陈达:前引书,第93—94页.
王洪峻著:《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
43—44页;李世平著:《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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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 贝克凭依的,就是1941年5月他自己在洛阳等抗战前线的切
身感受了.当时正值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但洛阳却没有出现严重
的混乱情景,贝克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农民的镇静","当成千上
万神经失常的城里人在乡间乱跑的时候,你总可以看到有更多的
务实的农民及其家属在忙着日常工作.全国农民好象用一条绳子
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大家连在一起,防止了那种如丧考妣
的东逃西窜";当然,"洛阳农民有自己要操心的事",因为"河南平
原的早期干旱的确已成定局",于是,"当城里人抬头看天,见机生
畏时,乡下人却眼巴巴地盼望着乌云涌起……祈求老天爷保佑给
个好天气",但是,"天空睛朗得毫无雨意,有的却只是可能落下钢
铁炸弹的威胁".①与此适成鲜明对照的是,当这次旱灾持续发展
直至形成赤地千里的大荒之象时,这一片多灾多难的中原腹地又
一次骚动了起来,无数民众在秋收完全绝望之后,踏上了逃荒外出
的途径.
事实上,战前有关中国农民离村问题的调查也显示了天灾在
众多导致农民离村因素中的突出地位.②就1931—1933年间全国
22省的情况来说,天灾所占的比例是战乱的的2. 34倍;就个别省
份而言,除察哈尔和福建两省战乱的因素高于天灾的比例外,其余
无一例外地均大幅度低于前者.显而易见,在许多地区人们对于战
乱的恐惧相对来说要比对于天灾的恐惧程度逊色一些.其原因大
约是当时的战争(尤其是军阀混战)往往集中在交通线和城市附
近,持续时间较短,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轻,而且交战双方往往出
于战争的需要对交通进行封锁,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遏制农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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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各省农民离村调查》,《农情报告》第4卷第7期, 1936
年7月15日.
格兰姆 贝克:前引书,第216—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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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愿望,相反在非战时期各地军政当局对于天灾造成的饥民则多
多少少表示一点同情而"助其离境".此外,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和
匪祸打击的对象往往并无贫富之别,多数情况下乡居富室更容易
成为兵匪尤其是土匪骚扰和袭击的目标,但也只有富室才有乱中
出逃的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至于穷苦的中下层农民则大概多数
宁愿静观以待变.
由此看来,在旧中国农村,灾害比之于战争往往有着更大的破
坏力和影响力.于是,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整个战争期间
老天爷究竟有没有像当时河南的乡下人所期望的那样"保佑给个
好天气" 究竟有没有发生被陈达和王宏峻等潜意识地否决了的,
可以导致农民大逃亡的"灾荒,疾疫"的发生
二 人祸天灾——抗战时期中国灾荒状况
如果纯粹从自然变迁的角度来立论,那么,八年抗战期间总的
来说的确算得上一个风调雨顺的时期.在近代中国自然灾害的周
期性波动过程中,这段时间恰恰是继1920至1930年代中叶灾害
群发幕之后出现的一个相对平静期.
先以地震为例说明之.自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凡7级以上的
地震活动显示出几十年的活跃和平静交替出现的规律,其中
1913—1937年,1944—1955年和1966—1976年为地震活跃幕;
1899—1912年,1938—1943年为地震平静幕.①其间造成万人以
上死亡的7次强震均集中在1920—1933年不到14年的时间内;
死亡千人以上的地震17次,即有15次发生在1913—1937年,而 36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①王劲峰等著:《中国自然灾害区划》,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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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只有1次,即1943年,另一次发生在1948年.①
与此同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状况也趋于好转.大约从
20年代初开始,我国南北大部分地区干旱指数迅速上升,梅雨期
降雨明显减少.然而从40年代初开始直至60年代,虽然干旱化趋
势总的来说并没有改变,但梅雨期梅雨量毕竟有较明显的回升,干
旱指数也相对下降.②其中,作为大西南中心地区的四川省以及甘
黔豫诸省,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还发生了死亡百万人以上的大旱
灾,但这次旱灾却标志着该省明末清初以来又一个特大旱期的间
歇或结束.同样,陕,甘,宁及内蒙古等中国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也
都在1936年前后由以前的相对干旱期进入相对湿期,这些都是中
国科学工作者通过当地树木年轮和文献资料的分析得出的结论.
对干旱少雨的西北华北来说,多雨比少雨显然于农牧业生产更为
有利.
多雨期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同一时期洪水灾害的频发.例如长
江流域,从1935年到1949年的14年时间,仅在上游局部地区偶
然发生稍大一点的洪水;黄河流域虽然在1932年结束了1922年
以来的长达11年的枯水期,并在1933,1935两年接连决口成灾,
但此后各年的降水量似乎并不容易单独酿致类似的灾难,特别是
像1938年花园口决口那样惨绝人寰的劫难;珠江流域则从1915
年大水后即一直相对安澜,直至1947,1949两度大水为灾.据迄今
为止最权威的洪水史研究著作《中国历史大洪水》提供的资料,民
国时期全国各大流域曾发生15次"量级大,灾情重,对国民经济有
较大影响"的特大洪水,其中12次发生在1915—1935年间,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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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叶笃正,陈泮勤主编:《中国的全球变化预研究(第二部分,分报告)》,气象出版社
1992年版,第56页;张家诚前引书,第519—520页.
张家诚主编:《地学基本数据手册》,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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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入选的洪水则只有2次,一是1943年发生在淮河上游的沙颍河
洪水,一是1939的海河大洪水.
蝗灾的情况稍为复杂一些.从吴福祯提供的统计数字中可以
看出,此间先后出现了两个重大盛发期,一是1928—1936年,无年
不蝗,而且有6年遍及6省以上,其中的1929年,1933年更高达
11省168县和9省1市265县,害及河北,江苏,山东,安徽,河
南,浙江,江西,陕西,辽宁,湖北,四川,湖南,山西等地,范围极其
广泛;一是1942—1947年,主要分布在河南,安徽,河北,山西,江
苏一带.①不过,从整体上看,后者的为害程度虽然比前者要高,但
波及范围却略小于前者,而且集中在黄泛区周围.可以这样说,如
果没有黄河花园口决口对豫皖苏广大区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这次蝗灾是否会发生或者危害程度是否如此之大,将另当别论.
笔者曾经根据李文海等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纪年
续编》,同时补充相关资料,对1912—1948年间全国范围内历年受
灾总县次作过统计②,可以看出: 1920年,1938年和1942年是三
个比较明显的分界点,从1912年到1919年,受灾县次最低年为
1916年共67县次,最高年为1917年共300县次,平均每年168
县次;但是从1920年到1927年,受灾县次除1923,1927两年略低
外,均高于300县次,年均则高达416县次;从1928年到1937年,
各年受灾县次更是不低于467个,年均771县次; 1938至1941
年,受灾县次急剧下降,最低的1938年仅88县次,最高的1940年
也只有298县次,年均则为215县次; 1942年以后再次突然攀升,
最低的是1948年370县次,最高的1943年654县次,年均494县 56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①②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附表一,中华书局即出.各县一年之内
不管发生多少种灾害,每种灾害发生多少次,均以一次计算.
吴福祯:《中国的飞蝗》,上海永祥引书馆1951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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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很显然,至少在抗战的前半期,中国各地的气候状况还是相当
不错的.①
当然,造成诸阶段如此巨大差别的还有史料记载方面的原因,
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完全废弃了清代的报灾制度,抗战以后又处
于长期战争状态,其间除了中国爱猫扑.爱生活党领导的革命政权敢于正视
灾害外,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日伪政权均对灾情讳莫如深,有关
官书及档案记载残缺不全,致使这里的统计只是大致地反映了一
种趋势而已.但既然这种趋势与上述各类重大灾害的变动态势又
是如此的近似和吻合,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大致在本世纪20
至30年代中期,确实存在着一个由大洪水,大旱灾,大地震,大蝗
灾等重大灾害组合而成的灾害群发幕②,而在此之后一段时期内
则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期.
至此,我们已经花了大量的篇幅和精力来论证战时中国气候
的好转及地质活动的平静,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
对社会进而对人口迁移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首先,全国气候大范
围的好转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态
势.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华北地区,如1939年海河大洪水,大约
从1940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43年的华北大饥荒即是显例.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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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早在1992年,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组织编撰,地震出版社
出版的《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一书,即将1920—1931年视为"灾害群发时段"
(该书,第47页);新近问世的《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再次明确认定这一段时间
"为一典型的灾荒群发幕"(该书第513页,高文学主编,地震出版社1997年版).但
论证均较简略.
据马黎元估计,"1940—1942三年是整个战争时期北方农业生产最稳定和产量最
高的时期".见《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10
卷第1期.另有大量证据表明,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开始
好转,而由此形成的农业景气为工业复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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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区之所以少见大水灾,是与该地气候干旱化趋势分不开的,而
发生在1943年两广大饥荒可以说是这种变化趋势的极端表现.研
究表明,在岭南地区,干旱少雨对农作物的影响远比洪水的为害更
大.另外在1938,1939年,山东莱州湾和苏北里下河还先后发生
10余年少见的特大风暴潮灾,一次死伤5万余人,一次死亡1. 3
万余人.
其次,自然变异的程度和这种变异对社会的影响虽然紧密相
连,却又互有区别,至少在逻辑上不能混为一谈.对于某一特定的
国家或地区来说,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破坏和影响的程度,既取决
于各种自然系统变异的性质和程度,又取决于人类系统内部的条
件和变动状况,既是自然变异过程和社会变动过程彼此之间共同
作用的产物,又是该地区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对自然变异的承受
能力的综合反映.一般来说,自然变异的强度越大,范围愈广,持续
的时间愈长,它对社会的影响和破坏的程度也愈大,影响的范围也
愈广,影响的层次也越高.但反过来则未必如此,有时候自然变异
的直接影响并不严重,可是因为遇到了不利的生态条件和社会条
件,也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甚至毁灭性的灾难.
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恰好为后一种情况提供了活生生的注
脚.例如造成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最根本的人为因素,除
了国民政府变本加厉的田赋征实,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等扰民累
民的苛政,爱猫扑.爱生活以及救灾行动的迟缓,不力和黑幕重重等"内祸"之
外,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也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不义战争
密切相关.因为无论是田赋征实还是通货膨胀,毕竟都是适应战争
需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片领土
的侵占,对大量资源的掠夺,对交通的封锁以及对中国工农业生产
的巨大破坏,如果没有因此而造成的生产不足,物资缺乏,财税锐
减以及战时消耗的不断增加,那么完全可以断言,中国的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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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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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迅速走向恶性发展的道路的,中原人民
乃至大后方人民的生活也不至于刚刚出现旱灾就迅速陷入无以为
生的境地.①
而在华北抗战的最前线,日军更是用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制
造了饥饿的大悲剧.正值旱灾来临之际,即从1941年春到1942年
秋,侵华日军集中了64%的主力和几乎全部伪军,连续发动了以5
次灭绝人性的"大扫荡"为核心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之
大,时间之长,手段之残酷,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华北的广大农村
遭到毁灭性的摧残.再加上骇人听闻的物资掠夺和劳役征取,人民
的生产能力因此急剧下降,生活条件也极度的恶化.况且,为了包
围和分割抗日根据地,日寇还在其势力所及之地,主要是敌占区和
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大量修筑碉堡,封锁沟和公路网,仅冀南区,截
至1943年即有碉堡据点1103个,公路及封锁沟墙13170里②,星
罗棋布,纵横交错,这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使成千上万的华北
农民被剥夺了衣食之源,还使得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惨遭浩劫.树
木砍光了,田园荒芜了,完整的平原也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原本并
不发达的水利设施更加荒废不堪,华北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受到
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同一年的广东大饥荒亦当作如是观.而在1939年7月的海河
大水时,日军甚至在沦陷区和游击区大肆掘河放水,致使灾情进一
步扩大;冀南日伪军在德州,隆平,平乡,东光等地还用机枪扫射修
补河堤的民众,仅德州一地饮弹而亡者即达50余人.③
第三是一个特例,即众所周知的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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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③参见魏宏运:《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
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4页.
李文海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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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次典型的人为决口,将其纳入自然灾害的范畴显然是过于牵
强附会的.但这次灾难毕竟不是纯粹的战争,而是借助于天灾的形
式表现出来的,亦即"以水代兵",所以其作用方式虽然也受到战争
的影响,但毕竟与战争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由于此次决口对当地生
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使之在未来的时间内成为水旱蝗等各种灾害
的发源地或大本营,包括1942—1943年的华北大蝗灾,因而也带
有愈来愈浓厚的自然灾害的特色.①
下面的一些数字大致可以反映抗战时期各地灾荒的严重
程度:
1938—1947黄河花园口决口,黄水漫淹豫皖苏3省44县市,
1250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
1939年海河大水灾,波及冀豫鲁晋4省近900万人口,淹毙
13320余人;
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灾民3000余万,饿死约300
万人;
1942—1943年广东大饥荒,死亡约50万人(一说300万人).
因此,若是从灾害后果出发,并和战后的灾害演变趋势联系起
来考察,我们似乎可以把1942—1949年看作是民国年间的一个较
小的灾害多发期.因为从解放后的有关统计来看,这一个多发期并
没有继续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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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①按: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人们更多的是将其作为战争进程中的某一战役阶段来
研究的,而有关决口对豫皖苏泛区及其周边地带社会经济的影响,则自韩启桐等
《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一书问世之后几乎无人问津,这就不能不是一件令人
遗憾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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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灾荒为动力的战时人口迁移:规模,流向及其特点
抗战时期的灾荒对当时中国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
势必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并打上它独特的烙印.
首先让人联想到的自然是黄河花园口决口所激起的逃荒潮.
据统计,泛区豫皖苏3省共有3911354人被迫漂流异乡,占原有人
口总数的1 5强,其中河南泛区1172639人,安徽泛区2536315
人,江苏泛区220240人;这些流民,近者出亡邻近乡区,城市,远者
逃往西北各省,据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的调查,当时逃往
西北各省的泛区人口约在170万人左右,仅战后1946年1月17
日至次年11月底由西北各省返耕的河南灾民,经官方接遣的就有
318610人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花园口决口造成的黄泛区以
及随之而来的饥馑,而只是发生战争的话,恐怕还不足以产生如此
庞大的流民群."蒋介石扒开花园口,一担两筐往外走,人吃人,狗
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这首在泛区广为流传的民谣不正好透露
了这样的信息吗
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再一次激起了中原灾民大规模的西迁
浪潮.他们大都是辗转洛阳,沿陇海路前往西北"大后方"的.据估
计,至1943年4月初,"豫籍灾民入陕求食者先后已达80万人".②
而据著名美国记者白修德的估计,则"大约有200至300万难免乘
车逃离".③前述王洪峻等先生虽然有见于此,但恰恰又忽略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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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③[美]白修德著,崔陈译:《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140页.
《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4月10日.
韩启桐,南钟万著:《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纂委员会
1948年印行,第42页,第22—2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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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大灾难对农民离村的巨大推动力,以致在估计大后方迁移人
口数时将农民略而不计,很显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之所以如此,
客观上可能是受到研究对象的限制所致.因为他们所考察的人口
西迁,主要指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主要是这里的城市人口迁
往大西南的那一路,而不包括华北地区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向西
北一带的迁移.
除了上述西进洪流之外,传统的"闯关东"也没有因为战争的
爆发和日本人的封锁而告中断.据统计1931年以后移入东北的人
数(非强制性移民)虽然大幅度减少,但1932—1935年间,据不完
全统计总共也有1722000人耐不了饥寒而出关谋生.①1936—
1942年每年移入东北的至少也在32万人,特别是1939年后,更
高达98万余人,比头一年超出49万余人.②
这一高峰的出现,与是年的华北大水灾及其后连年不断的灾
荒不只是偶然的巧合.据日军难民处理部浅海大佐布告, 1939年
天津大水期间,全市向外移动及自动离津者约13. 3万人,将近全
市总人口的1 10.③这些人有不少是前往东北的.另据近人的研
究,流往东北的山东移民也是在1940年左右形成自1928年大饥
荒以来的又一个高峰期.以位于鲁中山区的临朐县为例,该县
1934年尚有人口42万,到1939年就下降至38万, 1942年更骤减
17万.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夏明方
内容提要 本文着重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农村人口迁移之间
的关系,认为在旧中国的农村,灾荒较之与战争对于人口迁移有着更大的影
响力.虽然就全国范围而言,八年抗战期间地质活动平静,气候状况亦大范围
好转,但这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趋势,而且由
于战争对中国社会直接间接的破坏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
致使相对较小的自然变异也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愈是抗战后期灾荒还愈
加严重,所以对战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
响,并在其演变过程,流徙路线及其具体特点等方面深深打上了灾荒的烙印,
同时亦由于战争本身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战前同类型人口迁移的某些特点.
关键词 自然变迁 天灾人祸 农村人口迁移
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抗战期间的人口迁移时,更多的是将视
野集中于战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城镇人口的迁移上,而相对忽视了
自然灾害和与之紧密联系的农村人口迁移.然而,由于后者——即
以灾害为动力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事实上所具有的规
模和影响,对它的任何轻描淡写的研究,大概都不足以使我们完整
地把握战时人口迁移的流向和特点,进而从另外一个侧面更深刻
地揭示出这场侵略战争本身对中国人口迁移的影响,及其给中国
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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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城乡人口西迁谈起
毫无疑问,抗战期间最大的人口迁移潮,是华北,华中,华东等
内地广大城乡的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之下或者出于抗
战需要而向西南西北的迁移.但是移往大后方的人数一开始就被
作了无限的夸大.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即声称"曾有八千万人西
移".①目前海外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则大多同意张嘉首先提出来
的5000万人的说法.②实际上早在抗战期间,美国派往中国的军
事观察家格兰姆 贝克就提出疑问,并作出"至多不过两千万人"
的估计.③陈达教授则估计为1350万,其中由沦陷区24个重要城
市撤退到后方的约有350万,另有大约1000万人会由其故乡迁
出.④陈彩章根据国民政府救济委员会于1938—1942年间运送后
方的难民数及大后方各省市县收容救济难民人数,估计在"千万人
左右".⑤这一说法被不少研究者采用.值得注意是王洪峻,李世平
的研究成果,他们根据解放前后有关大后方的人口统计和战时移
民主要集中于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的客观事实进行推理,对千万人
之说也表示质疑,并作出各自的估计,一说不超过560万,一说入
川移民约200万人,而且主要是由国民党政府机关,军队及工商业
企业,文教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其有关人员,还有一部分遭日军
06
《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③④⑤陈彩章著:《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重庆版,第112页.
陈达著:《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
格兰姆 贝克:前引书,第229页.
张嘉著:《旋风式的通货膨胀》,《工商经济史料丛刊》(一),(二),北京文史资料出
版社1983年版.
[美]格兰姆 贝克著:《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三联书店1987年中译本,第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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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的大城市,交通线和附近中小城市的人口.①
有意思的是,尽管各位学者对战时人口迁移的具体数字各执
一端,对当时农村人口迁徙进行估算的基本依据却大都惊人的一
致.例如在陈达教授看来,"各省的沦陷区,包括那些小市镇及农村
区域,因被敌军破坏较轻,或者居民对于敌人抢掠和强暴行为的恐
怖较小,故其迁出的人口也必较自城市迁出的人口为少".②王洪
峻则进一步指出,中国占全人口总数80%以上的是农村人口,由
于小农经济的特点以及旧中国农村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
必须依附于土地之上,"除非灾荒,疾疫,除非家乡变成战场,农民
不会离开";而且"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有限,还只能占
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就是在成为战场的地区,根据报纸,各种文
献记载,农民也是跑出去避一时为多",要是没有严密的组织,"决
不会出现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进行数千里大迁徙的事情".③
面对各种统计资料反映出来的西迁难民中农民所占比例不大
的现象,孙艳魁先生在陈述以上看法的同时,又做了补充,认为农
民"在离开故土后,往往会因为饥饿,疾病以及日军的杀害而死亡,
爱猫扑.爱生活后方的人数就更少了".不过后来在论述入陕难民数量时,他
又根据国民党中央社的关于黄灾难民的报道,推测其总数当远远
超过100万人,约占其所估计的800—1000万内迁人口的1 10以
上.④
如果说这些意见基本上还只是一种逻辑推理的话,那么格兰
16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①②③④孙艳魁著:《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
75—76页,第262—266页.
王洪峻:前引书,第44页.
陈达:前引书,第93—94页.
王洪峻著:《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
43—44页;李世平著:《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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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 贝克凭依的,就是1941年5月他自己在洛阳等抗战前线的切
身感受了.当时正值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但洛阳却没有出现严重
的混乱情景,贝克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农民的镇静","当成千上
万神经失常的城里人在乡间乱跑的时候,你总可以看到有更多的
务实的农民及其家属在忙着日常工作.全国农民好象用一条绳子
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大家连在一起,防止了那种如丧考妣
的东逃西窜";当然,"洛阳农民有自己要操心的事",因为"河南平
原的早期干旱的确已成定局",于是,"当城里人抬头看天,见机生
畏时,乡下人却眼巴巴地盼望着乌云涌起……祈求老天爷保佑给
个好天气",但是,"天空睛朗得毫无雨意,有的却只是可能落下钢
铁炸弹的威胁".①与此适成鲜明对照的是,当这次旱灾持续发展
直至形成赤地千里的大荒之象时,这一片多灾多难的中原腹地又
一次骚动了起来,无数民众在秋收完全绝望之后,踏上了逃荒外出
的途径.
事实上,战前有关中国农民离村问题的调查也显示了天灾在
众多导致农民离村因素中的突出地位.②就1931—1933年间全国
22省的情况来说,天灾所占的比例是战乱的的2. 34倍;就个别省
份而言,除察哈尔和福建两省战乱的因素高于天灾的比例外,其余
无一例外地均大幅度低于前者.显而易见,在许多地区人们对于战
乱的恐惧相对来说要比对于天灾的恐惧程度逊色一些.其原因大
约是当时的战争(尤其是军阀混战)往往集中在交通线和城市附
近,持续时间较短,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轻,而且交战双方往往出
于战争的需要对交通进行封锁,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遏制农民流动
26
《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各省农民离村调查》,《农情报告》第4卷第7期, 1936
年7月15日.
格兰姆 贝克:前引书,第216—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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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愿望,相反在非战时期各地军政当局对于天灾造成的饥民则多
多少少表示一点同情而"助其离境".此外,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和
匪祸打击的对象往往并无贫富之别,多数情况下乡居富室更容易
成为兵匪尤其是土匪骚扰和袭击的目标,但也只有富室才有乱中
出逃的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至于穷苦的中下层农民则大概多数
宁愿静观以待变.
由此看来,在旧中国农村,灾害比之于战争往往有着更大的破
坏力和影响力.于是,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整个战争期间
老天爷究竟有没有像当时河南的乡下人所期望的那样"保佑给个
好天气" 究竟有没有发生被陈达和王宏峻等潜意识地否决了的,
可以导致农民大逃亡的"灾荒,疾疫"的发生
二 人祸天灾——抗战时期中国灾荒状况
如果纯粹从自然变迁的角度来立论,那么,八年抗战期间总的
来说的确算得上一个风调雨顺的时期.在近代中国自然灾害的周
期性波动过程中,这段时间恰恰是继1920至1930年代中叶灾害
群发幕之后出现的一个相对平静期.
先以地震为例说明之.自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凡7级以上的
地震活动显示出几十年的活跃和平静交替出现的规律,其中
1913—1937年,1944—1955年和1966—1976年为地震活跃幕;
1899—1912年,1938—1943年为地震平静幕.①其间造成万人以
上死亡的7次强震均集中在1920—1933年不到14年的时间内;
死亡千人以上的地震17次,即有15次发生在1913—1937年,而 36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①王劲峰等著:《中国自然灾害区划》,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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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只有1次,即1943年,另一次发生在1948年.①
与此同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状况也趋于好转.大约从
20年代初开始,我国南北大部分地区干旱指数迅速上升,梅雨期
降雨明显减少.然而从40年代初开始直至60年代,虽然干旱化趋
势总的来说并没有改变,但梅雨期梅雨量毕竟有较明显的回升,干
旱指数也相对下降.②其中,作为大西南中心地区的四川省以及甘
黔豫诸省,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还发生了死亡百万人以上的大旱
灾,但这次旱灾却标志着该省明末清初以来又一个特大旱期的间
歇或结束.同样,陕,甘,宁及内蒙古等中国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也
都在1936年前后由以前的相对干旱期进入相对湿期,这些都是中
国科学工作者通过当地树木年轮和文献资料的分析得出的结论.
对干旱少雨的西北华北来说,多雨比少雨显然于农牧业生产更为
有利.
多雨期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同一时期洪水灾害的频发.例如长
江流域,从1935年到1949年的14年时间,仅在上游局部地区偶
然发生稍大一点的洪水;黄河流域虽然在1932年结束了1922年
以来的长达11年的枯水期,并在1933,1935两年接连决口成灾,
但此后各年的降水量似乎并不容易单独酿致类似的灾难,特别是
像1938年花园口决口那样惨绝人寰的劫难;珠江流域则从1915
年大水后即一直相对安澜,直至1947,1949两度大水为灾.据迄今
为止最权威的洪水史研究著作《中国历史大洪水》提供的资料,民
国时期全国各大流域曾发生15次"量级大,灾情重,对国民经济有
较大影响"的特大洪水,其中12次发生在1915—1935年间,而战
46
《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叶笃正,陈泮勤主编:《中国的全球变化预研究(第二部分,分报告)》,气象出版社
1992年版,第56页;张家诚前引书,第519—520页.
张家诚主编:《地学基本数据手册》,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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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入选的洪水则只有2次,一是1943年发生在淮河上游的沙颍河
洪水,一是1939的海河大洪水.
蝗灾的情况稍为复杂一些.从吴福祯提供的统计数字中可以
看出,此间先后出现了两个重大盛发期,一是1928—1936年,无年
不蝗,而且有6年遍及6省以上,其中的1929年,1933年更高达
11省168县和9省1市265县,害及河北,江苏,山东,安徽,河
南,浙江,江西,陕西,辽宁,湖北,四川,湖南,山西等地,范围极其
广泛;一是1942—1947年,主要分布在河南,安徽,河北,山西,江
苏一带.①不过,从整体上看,后者的为害程度虽然比前者要高,但
波及范围却略小于前者,而且集中在黄泛区周围.可以这样说,如
果没有黄河花园口决口对豫皖苏广大区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这次蝗灾是否会发生或者危害程度是否如此之大,将另当别论.
笔者曾经根据李文海等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纪年
续编》,同时补充相关资料,对1912—1948年间全国范围内历年受
灾总县次作过统计②,可以看出: 1920年,1938年和1942年是三
个比较明显的分界点,从1912年到1919年,受灾县次最低年为
1916年共67县次,最高年为1917年共300县次,平均每年168
县次;但是从1920年到1927年,受灾县次除1923,1927两年略低
外,均高于300县次,年均则高达416县次;从1928年到1937年,
各年受灾县次更是不低于467个,年均771县次; 1938至1941
年,受灾县次急剧下降,最低的1938年仅88县次,最高的1940年
也只有298县次,年均则为215县次; 1942年以后再次突然攀升,
最低的是1948年370县次,最高的1943年654县次,年均494县 56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①②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附表一,中华书局即出.各县一年之内
不管发生多少种灾害,每种灾害发生多少次,均以一次计算.
吴福祯:《中国的飞蝗》,上海永祥引书馆1951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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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很显然,至少在抗战的前半期,中国各地的气候状况还是相当
不错的.①
当然,造成诸阶段如此巨大差别的还有史料记载方面的原因,
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完全废弃了清代的报灾制度,抗战以后又处
于长期战争状态,其间除了中国爱猫扑.爱生活党领导的革命政权敢于正视
灾害外,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日伪政权均对灾情讳莫如深,有关
官书及档案记载残缺不全,致使这里的统计只是大致地反映了一
种趋势而已.但既然这种趋势与上述各类重大灾害的变动态势又
是如此的近似和吻合,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大致在本世纪20
至30年代中期,确实存在着一个由大洪水,大旱灾,大地震,大蝗
灾等重大灾害组合而成的灾害群发幕②,而在此之后一段时期内
则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期.
至此,我们已经花了大量的篇幅和精力来论证战时中国气候
的好转及地质活动的平静,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
对社会进而对人口迁移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首先,全国气候大范
围的好转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态
势.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华北地区,如1939年海河大洪水,大约
从1940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43年的华北大饥荒即是显例.而华
66
《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早在1992年,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组织编撰,地震出版社
出版的《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一书,即将1920—1931年视为"灾害群发时段"
(该书,第47页);新近问世的《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再次明确认定这一段时间
"为一典型的灾荒群发幕"(该书第513页,高文学主编,地震出版社1997年版).但
论证均较简略.
据马黎元估计,"1940—1942三年是整个战争时期北方农业生产最稳定和产量最
高的时期".见《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10
卷第1期.另有大量证据表明,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开始
好转,而由此形成的农业景气为工业复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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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区之所以少见大水灾,是与该地气候干旱化趋势分不开的,而
发生在1943年两广大饥荒可以说是这种变化趋势的极端表现.研
究表明,在岭南地区,干旱少雨对农作物的影响远比洪水的为害更
大.另外在1938,1939年,山东莱州湾和苏北里下河还先后发生
10余年少见的特大风暴潮灾,一次死伤5万余人,一次死亡1. 3
万余人.
其次,自然变异的程度和这种变异对社会的影响虽然紧密相
连,却又互有区别,至少在逻辑上不能混为一谈.对于某一特定的
国家或地区来说,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破坏和影响的程度,既取决
于各种自然系统变异的性质和程度,又取决于人类系统内部的条
件和变动状况,既是自然变异过程和社会变动过程彼此之间共同
作用的产物,又是该地区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对自然变异的承受
能力的综合反映.一般来说,自然变异的强度越大,范围愈广,持续
的时间愈长,它对社会的影响和破坏的程度也愈大,影响的范围也
愈广,影响的层次也越高.但反过来则未必如此,有时候自然变异
的直接影响并不严重,可是因为遇到了不利的生态条件和社会条
件,也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甚至毁灭性的灾难.
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恰好为后一种情况提供了活生生的注
脚.例如造成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最根本的人为因素,除
了国民政府变本加厉的田赋征实,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等扰民累
民的苛政,爱猫扑.爱生活以及救灾行动的迟缓,不力和黑幕重重等"内祸"之
外,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也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不义战争
密切相关.因为无论是田赋征实还是通货膨胀,毕竟都是适应战争
需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片领土
的侵占,对大量资源的掠夺,对交通的封锁以及对中国工农业生产
的巨大破坏,如果没有因此而造成的生产不足,物资缺乏,财税锐
减以及战时消耗的不断增加,那么完全可以断言,中国的社会经济
76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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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迅速走向恶性发展的道路的,中原人民
乃至大后方人民的生活也不至于刚刚出现旱灾就迅速陷入无以为
生的境地.①
而在华北抗战的最前线,日军更是用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制
造了饥饿的大悲剧.正值旱灾来临之际,即从1941年春到1942年
秋,侵华日军集中了64%的主力和几乎全部伪军,连续发动了以5
次灭绝人性的"大扫荡"为核心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之
大,时间之长,手段之残酷,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华北的广大农村
遭到毁灭性的摧残.再加上骇人听闻的物资掠夺和劳役征取,人民
的生产能力因此急剧下降,生活条件也极度的恶化.况且,为了包
围和分割抗日根据地,日寇还在其势力所及之地,主要是敌占区和
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大量修筑碉堡,封锁沟和公路网,仅冀南区,截
至1943年即有碉堡据点1103个,公路及封锁沟墙13170里②,星
罗棋布,纵横交错,这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使成千上万的华北
农民被剥夺了衣食之源,还使得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惨遭浩劫.树
木砍光了,田园荒芜了,完整的平原也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原本并
不发达的水利设施更加荒废不堪,华北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受到
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同一年的广东大饥荒亦当作如是观.而在1939年7月的海河
大水时,日军甚至在沦陷区和游击区大肆掘河放水,致使灾情进一
步扩大;冀南日伪军在德州,隆平,平乡,东光等地还用机枪扫射修
补河堤的民众,仅德州一地饮弹而亡者即达50余人.③
第三是一个特例,即众所周知的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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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③参见魏宏运:《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
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4页.
李文海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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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次典型的人为决口,将其纳入自然灾害的范畴显然是过于牵
强附会的.但这次灾难毕竟不是纯粹的战争,而是借助于天灾的形
式表现出来的,亦即"以水代兵",所以其作用方式虽然也受到战争
的影响,但毕竟与战争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由于此次决口对当地生
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使之在未来的时间内成为水旱蝗等各种灾害
的发源地或大本营,包括1942—1943年的华北大蝗灾,因而也带
有愈来愈浓厚的自然灾害的特色.①
下面的一些数字大致可以反映抗战时期各地灾荒的严重
程度:
1938—1947黄河花园口决口,黄水漫淹豫皖苏3省44县市,
1250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
1939年海河大水灾,波及冀豫鲁晋4省近900万人口,淹毙
13320余人;
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灾民3000余万,饿死约300
万人;
1942—1943年广东大饥荒,死亡约50万人(一说300万人).
因此,若是从灾害后果出发,并和战后的灾害演变趋势联系起
来考察,我们似乎可以把1942—1949年看作是民国年间的一个较
小的灾害多发期.因为从解放后的有关统计来看,这一个多发期并
没有继续延伸.
96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①按: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人们更多的是将其作为战争进程中的某一战役阶段来
研究的,而有关决口对豫皖苏泛区及其周边地带社会经济的影响,则自韩启桐等
《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一书问世之后几乎无人问津,这就不能不是一件令人
遗憾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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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灾荒为动力的战时人口迁移:规模,流向及其特点
抗战时期的灾荒对当时中国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
势必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并打上它独特的烙印.
首先让人联想到的自然是黄河花园口决口所激起的逃荒潮.
据统计,泛区豫皖苏3省共有3911354人被迫漂流异乡,占原有人
口总数的1 5强,其中河南泛区1172639人,安徽泛区2536315
人,江苏泛区220240人;这些流民,近者出亡邻近乡区,城市,远者
逃往西北各省,据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的调查,当时逃往
西北各省的泛区人口约在170万人左右,仅战后1946年1月17
日至次年11月底由西北各省返耕的河南灾民,经官方接遣的就有
318610人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花园口决口造成的黄泛区以
及随之而来的饥馑,而只是发生战争的话,恐怕还不足以产生如此
庞大的流民群."蒋介石扒开花园口,一担两筐往外走,人吃人,狗
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这首在泛区广为流传的民谣不正好透露
了这样的信息吗
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再一次激起了中原灾民大规模的西迁
浪潮.他们大都是辗转洛阳,沿陇海路前往西北"大后方"的.据估
计,至1943年4月初,"豫籍灾民入陕求食者先后已达80万人".②
而据著名美国记者白修德的估计,则"大约有200至300万难免乘
车逃离".③前述王洪峻等先生虽然有见于此,但恰恰又忽略了这
07
《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③[美]白修德著,崔陈译:《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140页.
《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4月10日.
韩启桐,南钟万著:《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纂委员会
1948年印行,第42页,第22—2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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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大灾难对农民离村的巨大推动力,以致在估计大后方迁移人
口数时将农民略而不计,很显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之所以如此,
客观上可能是受到研究对象的限制所致.因为他们所考察的人口
西迁,主要指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主要是这里的城市人口迁
往大西南的那一路,而不包括华北地区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向西
北一带的迁移.
除了上述西进洪流之外,传统的"闯关东"也没有因为战争的
爆发和日本人的封锁而告中断.据统计1931年以后移入东北的人
数(非强制性移民)虽然大幅度减少,但1932—1935年间,据不完
全统计总共也有1722000人耐不了饥寒而出关谋生.①1936—
1942年每年移入东北的至少也在32万人,特别是1939年后,更
高达98万余人,比头一年超出49万余人.②
这一高峰的出现,与是年的华北大水灾及其后连年不断的灾
荒不只是偶然的巧合.据日军难民处理部浅海大佐布告, 1939年
天津大水期间,全市向外移动及自动离津者约13. 3万人,将近全
市总人口的1 10.③这些人有不少是前往东北的.另据近人的研
究,流往东北的山东移民也是在1940年左右形成自1928年大饥
荒以来的又一个高峰期.以位于鲁中山区的临朐县为例,该县
1934年尚有人口42万,到1939年就下降至38万, 1942年更骤减
17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