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作文网五柳先生是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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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先生是怎样的人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
陶渊明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拟挽歌辞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六十三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辞赋家与散文家.陶诗今存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陶文今存12篇,计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
陶渊明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说来,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
陶渊明的诗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因此,陶渊明有“田园诗人”之称,也是田园诗派的鼻祖.他的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二十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咏怀诗
陶渊明的咏怀诗以《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杂诗》十二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十三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十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陶渊明的诗在南北朝时影响不大.刘勰著《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钟嵘《诗品》列陶诗为中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认为其诗“其源出于应璩”.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推崇备至：“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文选》收录陶渊明的诗文十余首,是作品被收录较多的作者.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杜甫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潜有很高的评价：“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苏东坡更作《和陶止酒》、《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劝农五首》、《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杂诗十一首》、《和陶赠羊长吏》、《和陶停云四首》、《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刘柴桑》、《和陶酬刘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诗,可见陶渊明对苏东坡影响之深.
陶渊明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寄寓着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表露出其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安天命”等消极思想.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并且以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主题.《桃花源记》周新国先生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永初二年（421）,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以武陵渔人进出桃花源的行踪为线索,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和平恬静,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
[4]据常德历史学者、收藏家周新国先生的《武陵藏珍》考证：“武陵是常德历史上的第二个行政区划.魏晋以后,武陵郡辖沅水流域诸县.”“武陵郡”自汉高祖二年（前205）设置,沿用至唐乾元元年（758）,历时963年,以后不再使用.其所辖地区,先后改称（隋唐）朗州、（北宋）鼎州、（南宋）常德府、（元朝）常德路、（明清）常德府.“武陵县”自隋开皇九年（589）设置开始,沿用至中华民国二年（1913）,历时1324年.“武陵”一词,在唐以前一般是指“武陵郡”.如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此武陵人当是“武陵郡人”.晋孝武帝《征武陵袭元之》、晋湖济（尚书郎）《荐武陵伍朝疏》、六朝刘潜《为武陵王谢赐弟启》中的“武陵”,也应是指“武陵郡”,因“武陵县”之名,此时还不存在.唐以后至清末,一般才是指“武陵县”.不过,无论唐以前或唐以后,在文人笔下,仍时有把原属于“武陵郡”的湘西北大部分地区,习惯地泛称“武陵”.
陶渊明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拟挽歌辞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六十三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辞赋家与散文家.陶诗今存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陶文今存12篇,计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
陶渊明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说来,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
陶渊明的诗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因此,陶渊明有“田园诗人”之称,也是田园诗派的鼻祖.他的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二十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咏怀诗
陶渊明的咏怀诗以《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杂诗》十二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十三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十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陶渊明的诗在南北朝时影响不大.刘勰著《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钟嵘《诗品》列陶诗为中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认为其诗“其源出于应璩”.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推崇备至：“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文选》收录陶渊明的诗文十余首,是作品被收录较多的作者.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杜甫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潜有很高的评价：“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苏东坡更作《和陶止酒》、《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劝农五首》、《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杂诗十一首》、《和陶赠羊长吏》、《和陶停云四首》、《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刘柴桑》、《和陶酬刘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诗,可见陶渊明对苏东坡影响之深.
陶渊明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寄寓着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表露出其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安天命”等消极思想.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并且以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主题.《桃花源记》周新国先生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永初二年（421）,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以武陵渔人进出桃花源的行踪为线索,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和平恬静,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
[4]据常德历史学者、收藏家周新国先生的《武陵藏珍》考证：“武陵是常德历史上的第二个行政区划.魏晋以后,武陵郡辖沅水流域诸县.”“武陵郡”自汉高祖二年（前205）设置,沿用至唐乾元元年（758）,历时963年,以后不再使用.其所辖地区,先后改称（隋唐）朗州、（北宋）鼎州、（南宋）常德府、（元朝）常德路、（明清）常德府.“武陵县”自隋开皇九年（589）设置开始,沿用至中华民国二年（1913）,历时1324年.“武陵”一词,在唐以前一般是指“武陵郡”.如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此武陵人当是“武陵郡人”.晋孝武帝《征武陵袭元之》、晋湖济（尚书郎）《荐武陵伍朝疏》、六朝刘潜《为武陵王谢赐弟启》中的“武陵”,也应是指“武陵郡”,因“武陵县”之名,此时还不存在.唐以后至清末,一般才是指“武陵县”.不过,无论唐以前或唐以后,在文人笔下,仍时有把原属于“武陵郡”的湘西北大部分地区,习惯地泛称“武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