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作文网写郭沫若以及自己的感想的作文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神马作文网作业帮 分类：语文作业 时间：2024/11/12 18:40:27
写郭沫若以及自己的感想的作文
如题
如题
"近读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四十年代,余书中收入一篇五十年代所写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文章逐段比较了钱穆三十年代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十批判书》之有关部分,说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的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性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时认为,'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以坦坦荡荡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如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于攘窃,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郭沫若与钱穆的历史观不同,郭对钱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无不可.问题在于,一边袭用对方的成果而不宣,一边又蔑称对方'实在是薄弱得可笑',这就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了.近年中国学界强调重建学术规范,要点之一就是先说明所论专题的人有什么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发现.这些规则对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于学术规范,还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连这点规矩都不讲究了.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
我当时看了,颇感惊讶,因为《批判》和《系年》二书,我都看过,却从来没有"抄袭"的印象.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先秦的名著,通读过它们的人想必不少,却也从未听说过有谁--包括那些与郭分处不同政治阵营的人--揭发抄袭.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主要收集在两本文集中：《批判》是侧重于评论的,《青铜时代》是侧重于考据的,而《系年》则不出考据(更确切地说是"考订")的范围.要指控郭在研究诸子时抄袭了钱,拿同属考据的《青铜时代》和《系年》互校更近情理.余氏明知《批判》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却偏偏以之互校,就未免不按常理出牌了.《批判》既然是侧重评论而不重考据,在评论时就难免要综述诸子的生平,综述则又难免要大体根据定论或前人的说法,那么要从中找出与《系年》的相同之处,也并不困难.余氏如此作为,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也有所谓的"实用态度"了.再考虑到以下几点,我的疑心更炽：余氏文章写于五十年代,当时国共对抗正激烈,郭固然是共产党这方的学术权威,钱、余却也是国民党阵营中的红人,其中有多少政治宣传的成分在?余氏是钱的门生,郭、钱当时都号称是史学大家且针锋相对,其中又有多少门派的意气之争的成分在?而且,笔者在海外多年,看过许多余氏辩论、议论文章,觉得他政治偏见很深(笔者幸好身处海外,否则余氏大概也要像封那些与之辩论的国内学人一样,封我为"大陆官方宣传人员"),论证又蛮横无理,对他的文风实在不敢恭维,也可以说,是"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的.
所以,当时与人谈起此事时,我的意见是："《批判》或许在具体的资料上有借用《系年》之处,但若说有全面的、根本的抄袭,则我无法相信."但毕竟没有看过余氏是如何论证的,只好存疑.最近有机会借到了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以下凡摘引余文均出自此书),跳过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直接看《〈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和两篇跋语,看完的感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四十年代,余书中收入一篇五十年代所写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文章逐段比较了钱穆三十年代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十批判书》之有关部分,说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的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性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时认为,'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以坦坦荡荡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如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于攘窃,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郭沫若与钱穆的历史观不同,郭对钱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无不可.问题在于,一边袭用对方的成果而不宣,一边又蔑称对方'实在是薄弱得可笑',这就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了.近年中国学界强调重建学术规范,要点之一就是先说明所论专题的人有什么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发现.这些规则对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于学术规范,还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连这点规矩都不讲究了.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
我当时看了,颇感惊讶,因为《批判》和《系年》二书,我都看过,却从来没有"抄袭"的印象.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先秦的名著,通读过它们的人想必不少,却也从未听说过有谁--包括那些与郭分处不同政治阵营的人--揭发抄袭.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主要收集在两本文集中：《批判》是侧重于评论的,《青铜时代》是侧重于考据的,而《系年》则不出考据(更确切地说是"考订")的范围.要指控郭在研究诸子时抄袭了钱,拿同属考据的《青铜时代》和《系年》互校更近情理.余氏明知《批判》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却偏偏以之互校,就未免不按常理出牌了.《批判》既然是侧重评论而不重考据,在评论时就难免要综述诸子的生平,综述则又难免要大体根据定论或前人的说法,那么要从中找出与《系年》的相同之处,也并不困难.余氏如此作为,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也有所谓的"实用态度"了.再考虑到以下几点,我的疑心更炽：余氏文章写于五十年代,当时国共对抗正激烈,郭固然是共产党这方的学术权威,钱、余却也是国民党阵营中的红人,其中有多少政治宣传的成分在?余氏是钱的门生,郭、钱当时都号称是史学大家且针锋相对,其中又有多少门派的意气之争的成分在?而且,笔者在海外多年,看过许多余氏辩论、议论文章,觉得他政治偏见很深(笔者幸好身处海外,否则余氏大概也要像封那些与之辩论的国内学人一样,封我为"大陆官方宣传人员"),论证又蛮横无理,对他的文风实在不敢恭维,也可以说,是"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的.
所以,当时与人谈起此事时,我的意见是："《批判》或许在具体的资料上有借用《系年》之处,但若说有全面的、根本的抄袭,则我无法相信."但毕竟没有看过余氏是如何论证的,只好存疑.最近有机会借到了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以下凡摘引余文均出自此书),跳过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直接看《〈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和两篇跋语,看完的感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