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厉王拒谏之探!希望各位在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有可信信!绝不食言!

中厉王拒谏之探!
希望各位在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有可信信!绝不食言!

国语》是先秦史籍,相传它的作者和《左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都是出于左丘明之手);由于两书内容比较接近,故《国语》又有《春秋外传》之称.有人甚至认为《左传》和《国语》本是同一部书,原与《春秋》并存,互不相干,后人为了要把它同《春秋》拉上关系,便把其中与《春秋》有关的史实抽出来,分别附在《春秋》的各条之下,称之为《左传》;而容纳不进去的剩余部分,便是现存的《国语》(参看近人钱玄同《〈新学伪经考〉序言》.这个说法我以为不可信.第一,从内容看,今本的《左传》和《国语》有不少重复的地方,个别叙述还有出入,不可能出于同一个作者之手;而《国语》更不是被编写《左传》的人挑选之后的剩余部分.第二,从文笔看,《左传》的作者显得才华洋溢,文思畅达,因此在叙述史实时文学味道很浓,有不少夸张虚构的描写,韩愈在《进学解》中称为“左氏浮夸”,是有道理的.而《国语》的文章朴实无华,谨严拘束,没有《左传》那样锋芒外露,才气纵横.从文章风格来看,《左传》往往出奇制胜,而《国语》则多以平正见功夫,显然不是一个作者写的,更不是一部书的两个部分.这篇《召公谏弭谤》系从《国语》选出,足以说明其文章平正朴实的特点,以见出它与《左传》异趣之处.
这篇文章的确写得简洁朴实.召公进谏的一段话恳切扼要,并不像《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或《战国策》中的游说之词那样变化驰骋,纵横捭阖.他只是要把阐述的意见老老实实、有条有理地讲了出来,这同样也起到应有的感人作用.周厉王暴虐无道,没有接受召公的劝谏,所以遭到可耻的下场;但作者记载这段历史,却是为了警告后来的统治阶级(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应该多看看自己身上的缺点,多听听底层社会的意见,天下才能长治久安.这就是文章真正的命意所在.
第一段写弭谤的由来.厉王所以要“弭”谤,是由于“国人谤王”;而“谤”的由来则缘于“厉王虐”,可见乱由上作,社会真正动乱的原因仍出于高高在上的专制君主.这一段写厉王共四层,只用了四个字,暴君的面目就勾画得一清二楚了.一是“虐”,二是“怒”,三是“杀”,四是“喜”.作为矛盾对立面的“国人”,作者着墨更少.开始是“谤”,不过是口头上的不满而已;而在厉王的淫威之下,人们最后只能用“道路以目”来表达内心的愤怒和悲怨.至于这些被迫害者身受的痛苦,作者却借召公的口说出“民不堪命”来点明,笔墨经济而有力.由于厉王用杀头的办法堵住了“国人”的口,从而感到高兴,正写出昏暴的统治者因取得暂时的成功而心满意足的浅见陋识.厉王得意忘形地说的那句“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的狂妄之言,正与上文的“道路以目”相呼应.把一场严峻的社会矛盾只用这短短几句话交代得如此周详而深刻,不能不说作者的文字素养是相当卓越的.
第二段的一、三两节先后用了两个比喻,这是借助于形象思维加强说服力.金圣叹在他选批的《才子古文》中说:“前说民谤不可防,则比之以川;后说民谤必宜敬听,则比之以山川原隰.”前一层以“川”喻“民之口”,是从消极方面打比方;后一层以“土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来比喻“口之宣言”,是从积极方面进行比喻.看似两喻并列,实则后一喻乃是前一喻的深入,即不仅不应消极被动地“防”,而且应该积极主动地“宣”.前一喻以“防川”与“防民之口”对举;后一喻则把土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分作两层说,以与“宣言”对举,文势亦见出畸侧之姿态.从修辞用字看,“防”有双关义,挡水称“防”(由名词堤防转为动词）,堵嘴也称“防”(用其引申义）;召公说“防”,以与厉王所说的“弭”相对照,其所以用“防”而不用“弭”,正是借“防”字的双关义为喻以阐述防民之口的危害性.然后更用“壅”“溃”和“决”“导”为喻:“壅”和“溃”与“宣言”的性质是对立的,是从反面对照着说;而“决”和“导”与“宣言”的道理是相通的,是从正面对照着说.最后一节是结论,总承以上三节全部的内容,说明民之“言”只能“宣”而不能“壅”,在上文“弭”“障”“防”“壅”这几个词义近似的字里独选出“壅”字来用,其目的在于暗中点醒厉王,“壅”的结果乃是“溃”,一溃则不可收拾,王朝的政权也就不存在了.这正是作者用字遣词大费斟酌、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第二节是正面陈述,用以结上一喻,启下一喻,最见出说理文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特点.“故天子听政”句以“故”领起,是承上启下;接着用了个“使”字,然后罗列若干结构相同的并列句,至“耆艾修之”,用一“之”字截住.再用“而后”“是以”两个转折连词把道理讲完,显得很周密完整.这里面又分几个小层次.“献诗”“献曲”“献书”,这是使王览读的;“箴”“赋”“诵”“谏”,这是使王聆听的.这些见和闻的内容,都是在正常情况下提供的一般性意见,是从正面指出一个做国王的应当怎样怎样做.下面的“传语”“尽规”“补察”以及带有小结式的“教诲”和“修”,却是由于国王有了过失而进言,是在非常情况下不得不讲的特殊性意见,从反面指出做国王的一定不能怎样怎样做.可见这些句子虽同属于并列的动宾句型,依旧有微细的差别,却又层次井然,有条不紊.如果“听政”的统治者真能把这些意见“斟酌”采用,自然会“事行而不悖”.至于相反的情况则略去未说,这是由于第一节已用比喻点透,无须重复了.
召公说的“天子听政”一节话,我以为是有根据的.这大约是西周初年为了巩固王朝政权,统治阶级才如此周详地设官立法,从各个不同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对“天子”加以告诫和监督.到厉王时,这些规定可能早已废堕不修了.召公之所以不惮烦地仔细陈述,其目的不外两个:一是希望周初的既定之法重新恢复,二是对“文武之道”、“成康之治”有所憧憬,看似“发思古之幽情”,实带有理想愿望的成分.具有正统儒家思想的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提倡“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此正是一脉相承的.
最后一段写厉王不听召公之谏而一意孤行所造成的后果,只有三句话.一句说厉王,一句说国人,最末一句说明国人和厉王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被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联合起来对暴君进行了惩罚制裁.这中间有多少事情都被作者略去,只把事实的结局告诉了读者,文笔简劲到无以复加,而读来却余味无穷.鲁迅先生提倡写文章要“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这实际上意味着文章应该“浓缩”,即用最精练的语言写出最丰富的内容来.这篇文章在这一方面适足以成为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范例.
(选自《古文精读举隅》,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有删节)
七、《召公谏厉王弭谤》赏析(陆明)
本文选自《国语·周语上》,是《国语》中的名篇之一,体现了《国语》记言重于记事的艺术特色.
文章以明快而简洁的笔调记述了春秋时期一则历史事件:周厉王施行暴政,激起国人的不满和指责.召穆公劝谏周厉王不能壅民之口,要“宣之使言”,而周厉王“弗听”,继续用高压政策强禁舆论,结果国人奋起反抗,把周厉王流放到彘地.这一历史事件,文章叙述完整,不仅有事件发生的前因,而且有发展和结果.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叙述,而是立足于对历史事件的评述,表达了“民言不壅”,必须“宣之使言”的真理.基于这样的立意,文章把立意放在召公的谏词上,充分发挥了对话与记言的艺术功力.全文共260多字,用于对话和记言的多达200来字,而召公的谏词又是泼墨的重点所在,是全文的精华之笔,体现了《国语》用记言来评述人物与事件的特色.
厉王强禁舆论,采用“监谤”和“杀之”的残忍手段来消除谤言,从而引出召公的劝谏.召公全部谏词的中心论点是:“民言胡可壅?”“为民者宣之使言”.为什么民言不可“壅”而必须“宣”?这是谏词要加以论述的.召公以治水设喻的方式,连用两个比喻来阐述这一道理.首先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作喻,用“防川”来喻“防民之口”,说明民言不可堵.接着又用“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作喻,说明用高压手段堵塞民言将会产生的危害有多大.召公将民比作水,自然贴切,将洪水决堤泛滥的一般规律作喻,浅显易懂.显然,召公清楚地看到人民的巨大力量犹如奔腾而来的大水,任何东西无法阻挡它,任何堵的办法,只会招来更大的灾难.所以聪明的治水者“决之使导”,采用放的办法,疏通河道,使水流得欢畅,水自然地滋润了两岸的土地,养育了百姓,国富民泰,化水害为水利.故“决之使导”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上策,由此过渡到“为民者宣之使言”,合乎逻辑,既自然,又中肯,言简意赅,说清了道理.光有道理是不够的,还需有“宣之使言”的具体措施.这措施是广开言路,让各种人献言议政.召公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各种人的进言职责和方式,“王以此斟酌”,才能“事行而不悖”,大治天下.
“宣之使言”到底有多大好处?召公觉得还需推进一层,于是他用土设喻来说明民言之重要.他说:“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以土之有“山川”“原隰衍沃”来比喻民之有“口”,“山川”“原隰衍沃”生产出人民赖以生存的“财用”“衣食”,可见“山川”“原隰衍沃”之重要.那么民之“口”能说出国家政事的善败好坏,推行人民认为好的,防范人民认为坏的,才是丰富财用衣食的关键,这是国家生死存亡、治乱兴衰的大事,可见民之“口”的重要.这样的比喻形象明了,其含义又很深刻、警策.
召公以水设喻,以土设喻后紧接着用了两个反诘句:“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从反面又将论述推进一层,天衣无缝地将两个设喻融合成一股逻辑严密的强流,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使得人们不断地去思考.
这里,形象的比喻,使人加深对抽象概念的理解,使深奥的道理变得直观、生动.
本文偏重记言,善于用精彩的对话来描述事件,阐明主旨.但文章在叙事上又别具特色,全文叙事,无一字之累赘,至简至练,极其概括,富有表现力.文章开头用了40个字,交代事件发生的前因.请看:“厉王虐”,一个“虐”字概括了厉王残忍的所作所为.“王怒”,一个“怒”字浓缩了这个暴君的专横而愚蠢,没有理性,视忠言为逆耳的个性特点.“使监谤”,“以告,则杀之”,描绘出城内笼罩着的白色恐怖.“道路以目”形象地点出国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国情.而在结尾的18个字里,只用了“流王于彘”四个字,点明了厉王不听劝谏的结果.这四个字隐含了多少史实?国人三年来忍无可忍的生活,国人暴动前的准备,暴动时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活捉厉王的精彩情景等等,作者都没有写,只用了这四个字来概括厉王的结局,真是精练到了极点.
此外,文章中的人物形象也很生动,特别是暴君周厉王,文章完全略去了外形的描写,重在内在性格的揭示.用“怒”“监”“杀”三个动词写出厉王的残忍、暴虐,用“怒”“喜”写出了厉王的愚蠢.文章的结尾“国人莫敢出言”与开头的“国人莫敢言”照应,仅多用一个“出”字,国人反抗的程度有了质的变化.从思想价值来看,本文提出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的思想,具有民主因素,尽管其立足点是为了维护厉王的统治,但在两千多年前能提出这样的观点,看到民言的重要,要求广开言路,这本身就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