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具体作品谈谈鲁迅与叶圣陶笔下小知识分子的异同

结合具体作品谈谈鲁迅与叶圣陶笔下小知识分子的异同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一九一八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他生于浙江绍兴一个逐渐没落的士大夫家庭.时当鸦片战争后四十年,帝国主义者正以“坚甲利兵”进行不断的侵略,腐败堕落的清朝统治集团束手无策,节节退让,中国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社会的分化日趋激烈.鲁迅年轻时受过诗书经传的教育,他对民间艺术尤其是绘画具有深切的爱好,稍长又喜欢杂览,读了许多野史笔记,这不仅培育了他研究历史的兴趣,同时也启发了他对历史形成比较全面的看法.在所涉猎的史籍中,他特别留心有关乡邦先贤的富于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文献.鲁迅的外祖母家住农村,他经常随母探省,因而熟悉农村社会,并和农民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封建统治的腐败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萎缩,农民身受压迫,他们的贫穷和痛苦使鲁迅怀着深厚的同情.不久,周家遭到变故,鲁迅的祖父因科场案件系狱,父亲又长期患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注：《呐喊·自序》).从十三岁到十七岁这几年,他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在被侮蔑、受歧视的环境里,鲁迅感到社会的冷酷和势利,通过切身的经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八九八年,继洋务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进入高潮,鲁迅就在这一年离家到了南京.他抛弃一般人认为是正路的读书应试,进了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随后又转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课余爱读《时务报》和《译书汇编》(注：《时务报》由汪康年、梁启超主办,宣传变法维新；《译书汇编》由留日学生主办,多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哲学、经济、法律各方面的主张,以后改名《政法学报》),经常留意当时翻译过来的科学和文艺的书籍,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论》(注：严复译.原著名称为《进化与伦理》.)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从这部书里初步接触进化论思想,根据“物竞天择”的规律联想到祖国在竞争剧烈的世界上的命运.鲁迅不满于洋务派但求兵利甲坚的主张,在他看来,科学同时也是启蒙的工具,科学的倡导应该和政治的改革结合起来,在风气闭塞的情况下,科学的倡导甚至可以成为政治改革的先导.
　　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于一九?二年东渡日本,先在东京进了预备学校.东京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的中心,留学生中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反清爱国运动,介绍西方文明的书刊盛极一时.鲁迅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和革命党人时有往还.刚满二十一岁的他便有以身许国的志向,在一首短诗里抒写了他的爱国主义的襟怀：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阍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十九世纪后期轰动世界的达尔文学说在日本思想界十分流行,无政府主义和尼采哲学也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鲁迅关心一切具有反抗持异精神的著作,通过日本学者的译著研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由于这一时期他的注意力还在科学方面,除了译述爱国主义小说《斯巴达之魂》外,他先后介绍了居礼夫人新发现的镭,研究了中国的地质和破产,翻译了灌输科学知识的小说,实践其科学救国的心愿.预备学校毕业后,按照他在国内时的认识,“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注：《呐喊·自序》),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仙台二年,有一次,教室里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其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察员,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同样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鲁迅深受刺激.他到海外后,从日本的维新想到自己民族的前途,一直在探索所谓“国民性”问题.这个画面使他更加深刻地感觉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注：《呐喊·自序》)从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的要求出发,鲁迅认为,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艺是改变精神的利器,便决定中止学医,改治文艺.改造“国民性”并不是鲁迅个人独有的想法,这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启蒙主义思想的表现.“国民性”是一个笼统一的概念,把社会革命寄托于精神改造,往往又是启蒙主义者难免的弱点,但当群众还没有普遍觉醒的时候,这种思想仍然有它积极的意义.特别是作为一个作家,使文艺活动结合政治要求,将文学艺术的任务自觉地和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联系起来,并且愿意尽毕生之力为之服务,在鲁迅的整个生涯里,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起点.
　　一九?六年,鲁迅回到东京,计划创办文艺杂志,多方搜集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准备将反抗压制、追求自由的思想介绍到国内,因而他的注意力侧重于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国家.根据几年来对文学艺术的接触,他非常喜爱深刻地分析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小说,受到果戈里、契诃夫、显克微支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同时又引“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竭力推崇浪漫主义作家拜伦、雪莱、雨果、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和裴多菲等同情弱小、抵抗强暴的作品.拟议中的刊物定名《新生》,终因人力和物力的限制,没有办成.他便开始译书,撰文.当时章太炎流亡到日本,鲁迅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从他听讲《说文解字》,并加入章太炎主持的革命团体光复会.
　　从一九?七年起,鲁迅一方面翻译北欧和东欧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作品作为部分的内容,收在一九?九年先后出版的两册《域外小说集》里,另一方面又在留学生主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论文,其中最能代表他当时思想的是《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鲁迅的思想深深地植根在现实生活里.他既反对贵族地主洋务派的“竞言武事”,“不根本之图”,也不满官僚集团维新派的主张“制造商估立宪国会”,对于新起的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同样充满了不信任和憎恶,认为他们倡导的只是假民主,“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他不仅了解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精神流毒,还看到刚刚继起于东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害,“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鲁迅把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作为实践任务,作为理论推理的出发点,并且根据上述认识,从西方思潮里取精用弘地吸收他所需要的材料.他相信进化论,进化论给予鲁迅的要求社会变革的理想以很大的支持,使他坚定地相信未来,不惮前驱.根据当时鲁迅的观点,进化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进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必须以同样的热情拥护和保卫一节新生的事物.他反对资本主义物质弊害的戕贼,要求“张灵明”,也不满守旧群众和习惯势力的约束,倡议“排众数”.他以个性主义为武器,替新生事物的成长扫除障碍,说明个性主义和进化论在他的思想里是互相补充与互相发明的.
　　个性主义、个性解放在当时欧洲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抵制新兴力量的盾牌,鲁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还承认这种个性主义和尼采学说的某些联系,但在具体论述中,却又说明他所同情的主要是尼采对于资产阶级平庸主义的攻击,并在介绍拜伦力抗强权的时候,指出了尼采“欲自强,而并颂强者”的反动本质.个性解放对于鲁迅说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他曾认为：“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他把个性解放当作达到民族解放乃至社会解放的途径.尽管这仍然是一般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但在工人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多数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都还看不见现实生活中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国,这种想法已经是相当激进的革命思想.不仅如此,在鲁迅早期思想里,还散布着许多从进化论里引伸出来的朴素的辩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观点,例如：“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注：《坟·摩罗诗力说》.)“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注：《坟·科学史教篇》.)“凡论往古人文,加之轩轾,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期近正耳.”(注：《坟·科学史教篇》.)这些论点本身虽然都是个别的,但集合起来研究,足以说明鲁迅在思想方法上已经具有可贵的科学的基础,正是后来他的思想能够不断进取、不断发展的条件和因素.
　　改变精神的文艺运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鲁迅于一九?九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授课之余开始辑录唐代以前的小说(《古小说钩沉》),编定古代有关会稽历史地理的逸文(《会稽郡古书杂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出于强烈的反封建的愿望,他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根据生活实感写下短篇《怀旧》,描绘了小镇封建势力在革命风声中的种种动态.这虽是用文言写的,却是他的第一篇小说.临时政府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在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政府迁到北京.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没有完成历史的任务,清朝的帝制虽被推翻,帝国主义却依旧虎视眈眈,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思想体系也不曾有丝毫动摇,篡国复辟的风潮迭起.鲁迅由失望转入苦闷.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七年,他虽时或忿而战斗,但更多的时间却在沉思默想.公余不断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贴,校订《后汉书》(谢承)和《嵇康集》.他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进行探索.这些都成为他以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必要的准备.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1894年10月28日生.1907年进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学习,1911年开始担任了10年乡镇小学教员.1914年起,在《礼拜六》、《小说丛报》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穷愁》、《终南捷径》等十余篇文言小说.
　　1919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加入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开始在《新潮》、《小说月报》、《晨报副刊》、《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等刊物上发表小说、新诗、散文、文学评论和话剧剧本.1921年,他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等12人发起成立 “文学研究会”,共同举起“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旗帜.到1925年,已出版了《隔膜》(1922)、《火灾》(1923)、《线下》（1925）等短篇小说集.
　　五卅运动中,叶绍钧与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此后又主编中国济难会的《光明》半月刊,并同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交往,参加了一些革命的活动.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集《城中》（1926）、《未厌集》(1928)、长篇小说《倪焕之》（1929）等都较为深刻地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
　　“九·一八”事变之后,叶绍钧与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积极投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不断扩大着反映现实的题材.《多收了三五斗》、《一篇宣言》、《英文教授》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叶绍钧从1923年起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30年起改任开明书店编辑,抗战胜利后成为开明书店负责人之一.其间曾兼任中学、大学教员.在长期编辑生涯中,先后主编或编辑过《诗》杂志、《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中学生》、《中学生文艺》、《国文月刊》、《笔阵》、《国文杂志》、《中国作家》等多种重要的文学、语文教育刊物,发现、培养和举荐过一批青年作者,其中不少人（如巴金、丁玲、戴望舒等）后来都成为知名作家.
　　叶绍钧1939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46年出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长.1949年以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四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他还先后出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等职；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第六届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等职.
　　作品介绍：
　　叶绍钧的小说创作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冷静真切的人生观察中摄取平凡具体的生活题材,运用严肃客观的笔触,进行深入细致的描写,很少直接抒发自己的主观见解,而是向读者呈现客观生活的本身,在冷峭里隐含着热情和倾向.他的小说结构浑凝而匀称,紧密而舒畅,讲究谋篇布局,注意章法,尤重结尾.语言朴实凝炼,明晰纯净,生动流畅,富有较强的表现力.形成了冷峻而朴实、严谨而自然、淡泊而隽永的艺术风格.
　　叶绍钧的主要散文集有《剑鞘》 (与俞平伯合著,1924)、《脚步集》（1931）、《未厌居习作》(1935)、《西川集》(1945)、《小记十篇》(1958)等数种.这些作品不论是抒情写世、状物记人、议事说理,一般都有着较为厚实的社会人生内容和脚踏实地的精神.艺术上则显示出清淡隽永的情趣和平朴纯净的语言风格.
　　叶绍钧还是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画眉鸟》、《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皇帝的新衣》、《鸟言兽语》和《火车头的经历》,都是他的著名作品.
　　叶圣陶,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意义,不仅可以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读到,更可以在他的为人处世的人生态度中读出来.
　　?1930年7月,朱自清在北平的清华园,写了一篇题为《我所见的叶圣陶》的小散文,内中提及1921年秋第一次见到28岁的叶圣陶时的感受,为他那年纪并不老但“朴实的服饰和沉默的风度”所感染.在其后的交往中,朱自清在叶圣陶身上,见到很多看似寻常却也崎岖的景象,并认定,叶氏的沉默寡言而不喜欢论辩、极为和易而从无怒色,是一种智慧之举；此外,提笔从容而文稿极清楚、生活随意却极有秩序、态度积极却不怎么浪漫,这些,均“出于天性”,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
　　?自然而然的质素,在叶圣陶身上表露无遗,那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那是吾国先哲与文人最倾慕的状态,道家如此,释家如此,儒家也如此.也正因为这种自然而然,使得叶圣陶先生“长生久视”,成为永远的叶圣陶.他作品中的“淡”,不是做出来给人看的,或求人喜欢的；那是他平气顺心之个人产品,也正因为其称物以德、心平气顺,眼前无非生机,正可中和养身、颐养天年.在随处可能产生矛盾的生存状态中,社会中的人,倘若可以平常心视之,自然而然,其修养与心性,当然便可知其高明了.
　　?见性明心,叶圣陶先生的文章,的确可以如此来评价.这四个字,虽然主要来自于佛家典籍,但其实,它是渗透到中国传统学问的各个方面的；而一个可以称得上“大文人”的文人,又无不是综合了中国传统的诸端学问的.倘若在人这一层面没有实现见性明心,也不会出现叶圣陶其文.
　　?有着审美经验的读者,会成为作家作品的知音
　　?文如其人,从叶圣陶的小说里,可以读出他不同时期心境的迁变.他的小说,更多的是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在真切地观察,冷静地思考,在寻常的人生境遇中,摄取不同寻常的所在,于是,在混沌里放出光明,把平凡而具体的生活题材,刻画得出神入化.这样的笔触,类乎于绘画的白描,其精神的展现,却是依靠了写生的最强大的技巧,乃可以凝神定照,乃可以气韵生动,虽似乎很少直接抒发自己的主观见解,但,一切的一切,已包笼其中.
　　?现实的一切,是最有说服力的,也是最有戏剧性、矛盾性和艺术性的.作家所要描写的,也正是这一切,谁能不着痕迹,谁能自然而然,谁就是大家手笔.有着审美经验的读者,会成为作家作品的知音,于呈现在纸上的“客观生活”中,读出冷峭或热情来.叶圣陶的小说,从通篇气息到结构章法再到言辞造句,都是一样的朴实凝练、纯净流畅,令人佩服的是富含了强大的表现力.散文集《剑鞘》（1924年）、《脚步集》（1931年）、《未厌居习作》?1935年 ?、《西川集》?1945年?、《小记十篇》?1958年?等等,无不是这样,那是需要在私下认真而细致地打磨,才可以在外显光华的里面,来内包坚质的.
　　?内在的精神与外在的形式,善美地结合起来,于是称得上“文质彬彬”——这已不是单纯的温文尔雅,而是趋近于“为道日损”、“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状态,此时,内心已洗涤掉所有的尘垢,人性本真本善本美的实在,开始大放光明,这光明,是烛照一切、通透一切的.凭借乎此,作品中抒情、状物、记人、说理,在清淡朴实之中,蕴涵态度风格,总之自然而然,无须任何多余的雕饰.叶圣陶先生的文风,大抵从此角度审视,最为得利.
　　?叶圣陶的沉重,源自于关爱人生的大慈悲心
　　?也凭借乎此,能在客观中见出主观,在理性中见出感性,在现实中见出理想,这便是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叶圣陶,能同时成为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的缘由.《画眉鸟》、《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皇帝的新衣》、《鸟言兽语》和《火车头的经历》等等,是他的可以称作“浪漫”的作品——我们来慢慢品味这些“浪漫”,会忽然发现其中的沉重,非凡的沉重,永久的沉重.
　　?叶圣陶的沉重,是源自于其内心的一种宏阔的境界,一种关爱人生的大慈悲心.儒家的仁人君子,靠着自身的道德自觉、自律、自策,来完善自身的心性修养和行为规范,来承载一个文士所能承载的那一部分社会责任.这些无数的“一部分”,便构成整个社会历史；社会的整个秩序与正常运转,也依赖于此.儒家的 “仁者爱人”与“忠恕”的思想观,在叶圣陶的小说中表现为温情与关爱,在他的生活中则为诚信与宽容,而这一切,又是自然而然、毫无勉强之感的.对于文章,他如此,对待朋友,他更是如此.朋友,比如他生平最知己的夏丏尊和朱自清,在各自的交往之中,彼此所看重的,也无非如此.
　　?儒家所看重的,是生命的实在,是作为正常的社会中的人的那一部分责任心.对于儒家的精髓,叶圣陶先生是深谙熟稔的,表现于更大的范围和更大的力量,则是他的努力实践于教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的这一纲领性的思想,基本概括出整个人类的思想史和生活史,其具体实施,则落在教育的肩上.叶圣陶先生身体力行,在“教”这一环节上付出了非凡的劳动,也焕发出异常的光辉.教育的关键,叶圣陶先生独有会心,他认为其主要内容就是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社会习惯,把读书、作文与做人,把语言、文字与思想,把知识、能力与习惯,统统结合起来,这一点,他在多篇文章中反复申述过.“习惯成自然”,习惯了,也就自然了,久之,久之,也就自然而然了.
　　?他是一位至诚者,一位“择善而固执之者”的君子
　　?抓住这一点,叶圣陶先生把儒家的大道理用得具体而微,塌塌实实.他从如何编写语文教材入手,针对教材标准、教材性质、教材功能、教材归宿等环节,提出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和独到的措施,而这些见解和措施,却都以“实际”为鹄的,这,是无比的重要.
　　?“诚于中而形于外”,大的目标,总要落到实处,之于道德修养与礼仪实践的关系,叶圣陶先生独有会心.表里如一、内外一如,此时的人,便可以实现能量和智慧的最大发挥,实现最大的生存价值,这时他个人的价值,已不仅仅局限于其一人一身,而是扩展到社会性、永久性.在做小说编辑期间,叶圣陶先生发现并扶植过的作家有茅盾、巴金、丁玲、戴望舒诸人,遂堪称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坛伯乐”,其功厥伟.
　　?伟大出于艰辛.大凡伟大却看似寻常之背后,一定是蕴涵了非常之艰辛的.叶圣陶先生的看似寻常,其文、其人,却是埋藏了非常人所可知所可解的“艰辛”的内容的,那其中,乃有一种个人的大牺牲在焉.朱熹评圣贤之志,有云“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合流”,然而正是这种“乐其日用之常”的世界观与人生态度,却因着其平常之极,便立即又与大多数的、普通的、一般世人生活着的“平常”拉开了距离,显得极不平常起来,所谓超群拔俗,正是此意.
　　?不媚于俗、不累于心,乐其日常、克念即圣,而终能与天地万物相往还,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境界.叶圣陶先生,正是在平凡与伟大、真实与理想之间,走了出来.他是一位至诚者,一位“择善而固执之者”的君子,在人生与艺术的净土上,他实现了精神的逍遥之游、永恒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