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作文网严嵩是如何变成一代奸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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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是如何变成一代奸臣的
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学会了如何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世宗. 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当时在西苑值宿并不时得到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角逐庙堂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夏言以议礼贵,比严嵩早发达.他建议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速恶化.而此时,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满.严嵩适时地利用世宗的不满,攻击夏言,更使世宗下决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地位就完全巩固了. 威胁仍然来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字）二字,表现出对夏言的眷恋之情.严嵩闻知此事,主动提出,“故辅臣夏言可诏用”.或称,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微觉嵩贪恣”. 夏言再次成为首辅,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严嵩知世宗眷宠所在,噤不敢言. 与夏言相反,严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世宗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并注意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他曾声言：“臣每次独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议,窃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赞,臣璧,凡有宣召,乞与臣同.”在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他后来对徐阶讲过一个故事：“贵溪再相,每阁中令馔,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丰饫,器用皆黄金,与某日共案而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对,乘二载未尝以一匕见及.”这种情况反映给世宗,他自会有一番想法.谦恭,不但是严嵩打败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长期维持世宗恩宠的主要手段. 直接导致夏言失败的因素是“复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世宗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但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中,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的机会却由此而得.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且借机攻击夏言的专擅：“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专制..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
严嵩石刻
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 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嘉靖三十一年（1552）,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1507—1557）,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沈鍊传》说他“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名士徐渭也赞“以奇惊一也”,始补府学生,以文奇；始知溧阳,以政奇；擢经历锦衣卫,以谏奇；最后,谪斥为民,以憨奇.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嘉靖三十六年（1557）,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鍊被杀.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任兵部武选司郎中.他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严嵩被论,主要在贪贿和揽权方面,而特别是揽权.虽然一时未起作用,但潜在的影响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对严嵩产生恶感,曾经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会促使他早下决心.因此,言官对大臣的弹劾,也是一种形式的较量.在与夏言的较量中,严嵩主要依靠他的谦恭,而在与言路的斗争中,他更多是依靠对世宗心理的揣度. 议处政事严世蕃,号东楼,是嵩之独子,自视为天下才.史称,严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实际上,对许多重大问题,严嵩还是在不断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至是与世宗相左的见解. 对灾情和赈济灾区的事务,严嵩仍然关注.如吴鹏奉旨赈济南直隶受灾地区,他起草的敕书写道：“命尔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官及营田都御史,督同该府州县官,将被灾人户查审以完,计口给赈,如前项银米不敷,即查各府州县预备仓粮,及在库无碍银两相兼支用,分投给散,务使贫民各沾实惠,毋致里书人等侵留作弊.”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与世宗讨论赈济问题,又谈到：“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粜,或可稍纾日前之急.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发临、德二仓米给赈.”“发米出粜,虽米价稍平,但四处饥民有身无一钱者,未免仍坐毙道路.请于十万石内以八万石出粜,济在京军民,二万石敕户部委官运赴城门外各厂,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庶得并沾实惠.”嘉靖二十四年（1545）,分宜等县旱荒,民众乏食,严嵩还将世宗所赐银二千余两买稻谷五千余石陆续赈济饥民.严嵩说,这样做是为了“以广圣泽”,或者说,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稳定. 北边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从借收复河套的争议杀夏言、曾铣,到“庚戌之变”,不过两年时间,而严嵩又一再告诫主持战事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要轻战.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轻战是严嵩的一贯思想,而非出自权宜.他对北边形势的认识从来是不乐观的.嘉靖二十一年
严嵩像
（1542）八月,也就是刚刚入阁不久,严嵩与世宗谈论边事：“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疏论中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等问题均有精采的论述,最后归结为：“此数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见诸实行者,无乃未得其人欤?诚得人,以视国如家为心,以之择将必无私举,以之募兵必得实用,以之处粮必无空乏,以之定赏罚必无轻纵.”世宗读后连连称叹,说它是“探本穷源”之论.尽管言之壮烈,严嵩的基本主张仍是守险.嘉靖二十八年（1549）,再次与世宗讨论北边形势,他的守险主张更加明确.世宗问：“北虏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岁一驱逐,今如遵举一行,可欤?”严嵩无关痛痒地颂扬了世宗“圣谟弘远”一番,然后说：“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出于守险的需要,严嵩对边墙十分重视.嘉靖三十六年（1557）,鞑靼一部逼近永平、迁安等处.他提出：“须将各口原修未竟边墙,作速修补坚固”,“须严敕督抚官遍阅已修者,增坚未修者,作速修完,务在实行.”对于各边粮饷,严嵩也很关心.嘉靖三十七年（1558）,大同地区丰收.严嵩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时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备半年饷.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二两才可得米一石耳.”对于倭寇问题,严嵩也发表过不少见解.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说：“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扩大统帅的权限.他认为,数年来东南战事不利,“皆本之铨曹及督抚诸司怀欺不忠,号令不一,寡谋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给总督胡宗宪的敕谕中宣布：“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将）、游（击）、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胡宗宪对平定倭寇海盗起了不小的作用,严嵩的信赖和扶植,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嵩在建储问题上的表现最得官僚们的称赞.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颙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这是严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说此论“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复请者,必“重加以刑”.史家对此事的评价却颇为公允.对严嵩素无好感的官僚徐学谟说：“嵩此论既虑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虑二王在外主势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世宗崇信道教,严讷、郭朴、李春芳、袁炜等人都因为善写青词而入阁,被称为“青词宰相”.严嵩也善于撰写青词,但他经历了多次官场上的权力斗争,对朝政自有一番见解,他是“政治宰相”而不是“青词宰相”. 盛极而衰严嵩的权势超过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个阁臣.他在位时,“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为父.其后,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其他官僚对严嵩的敬畏：“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残破.分宜当国妄奏寇平.时徐文贞（阶）为次相.其子仰斋入都,将谒分宜.文贞恐其应答差讹,商议两日夜,始参谒.分宜无他所问,惟讯江南倭寇若何.仰斋答云：‘势甚猖獗.’分宜不怿.文贞知之,率仰斋请罪,始释然.”严嵩对严世蕃的宠爱和放纵,几乎是有文必录.他以东楼（严世蕃别号）称呼儿子,这在明代恐怕没有第二例了.至于对家人,严嵩也并非一味放纵.有一个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佥事,严嵩家仆有不法者,加以笞责.后林一新入贺京师,严嵩对他“甚加敬礼”.但由于严嵩的权势过大,严府的仆隶亦成为士大夫结识的对象.管家严年号萼山先生,公卿“得与萼山先生一游者,自谓荣幸”.因此,对于严世蕃和严府家人的作为,严嵩当然是负有责任的.
傲慢态度
严重的是,严嵩的傲慢态度在世宗面前渐有显露.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这一年严嵩八十二岁,对许多问
《打严嵩》
题不能正常进行思考和判断,或许和年龄有关.如十月,永寿宫火灾,他请世宗暂徙南城离宫,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间被软禁的地方,这当然使世宗很不高兴.应付世宗本来就不容易,何况是垂老之人.严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亲信徐阶,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一次道教活动决定了严嵩的命运.世宗召徐阶推荐的方士蓝道行入禁中,常使预卜祸福.一日,严嵩有密札言事.徐阶事先通报蓝道行,蓝道行降神仙语,称：“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严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礼拜神仙的世宗对他究竟是忠是奸发生了疑问.正在一内侍处避雨的御史邹应龙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时机,上疏论严嵩父子不法状.结果,严嵩被勒致仕,严世蕃先是发戍,后以通倭罪被杀.籍没严嵩家,上报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但抄收上来的家产,不及十分之三.抄家牵涉面很广,“江右小民,疮痍数十年犹未复”严嵩回到江西,尽管他曾为家乡父老做过一些好事,却晚景凄凉,“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这是在隆庆二年（1567）,终年八十八岁.严嵩的诗文主要收在《钤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编为《历官表奏》,草敕被编为《直庐稿》,诗被编为《振秀集》等.唐顺之说他“于诗文,各极其工”⑥.杨慎称赞他“字字皆诗,句句有味”.这些评语或许太过,但严嵩的著作对于研究他本人,对于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别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无疑有重要的价值.
严嵩石刻
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 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嘉靖三十一年（1552）,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1507—1557）,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沈鍊传》说他“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名士徐渭也赞“以奇惊一也”,始补府学生,以文奇；始知溧阳,以政奇；擢经历锦衣卫,以谏奇；最后,谪斥为民,以憨奇.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嘉靖三十六年（1557）,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鍊被杀.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任兵部武选司郎中.他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严嵩被论,主要在贪贿和揽权方面,而特别是揽权.虽然一时未起作用,但潜在的影响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对严嵩产生恶感,曾经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会促使他早下决心.因此,言官对大臣的弹劾,也是一种形式的较量.在与夏言的较量中,严嵩主要依靠他的谦恭,而在与言路的斗争中,他更多是依靠对世宗心理的揣度. 议处政事严世蕃,号东楼,是嵩之独子,自视为天下才.史称,严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实际上,对许多重大问题,严嵩还是在不断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至是与世宗相左的见解. 对灾情和赈济灾区的事务,严嵩仍然关注.如吴鹏奉旨赈济南直隶受灾地区,他起草的敕书写道：“命尔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官及营田都御史,督同该府州县官,将被灾人户查审以完,计口给赈,如前项银米不敷,即查各府州县预备仓粮,及在库无碍银两相兼支用,分投给散,务使贫民各沾实惠,毋致里书人等侵留作弊.”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与世宗讨论赈济问题,又谈到：“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粜,或可稍纾日前之急.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发临、德二仓米给赈.”“发米出粜,虽米价稍平,但四处饥民有身无一钱者,未免仍坐毙道路.请于十万石内以八万石出粜,济在京军民,二万石敕户部委官运赴城门外各厂,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庶得并沾实惠.”嘉靖二十四年（1545）,分宜等县旱荒,民众乏食,严嵩还将世宗所赐银二千余两买稻谷五千余石陆续赈济饥民.严嵩说,这样做是为了“以广圣泽”,或者说,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稳定. 北边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从借收复河套的争议杀夏言、曾铣,到“庚戌之变”,不过两年时间,而严嵩又一再告诫主持战事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要轻战.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轻战是严嵩的一贯思想,而非出自权宜.他对北边形势的认识从来是不乐观的.嘉靖二十一年
严嵩像
（1542）八月,也就是刚刚入阁不久,严嵩与世宗谈论边事：“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疏论中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等问题均有精采的论述,最后归结为：“此数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见诸实行者,无乃未得其人欤?诚得人,以视国如家为心,以之择将必无私举,以之募兵必得实用,以之处粮必无空乏,以之定赏罚必无轻纵.”世宗读后连连称叹,说它是“探本穷源”之论.尽管言之壮烈,严嵩的基本主张仍是守险.嘉靖二十八年（1549）,再次与世宗讨论北边形势,他的守险主张更加明确.世宗问：“北虏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岁一驱逐,今如遵举一行,可欤?”严嵩无关痛痒地颂扬了世宗“圣谟弘远”一番,然后说：“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出于守险的需要,严嵩对边墙十分重视.嘉靖三十六年（1557）,鞑靼一部逼近永平、迁安等处.他提出：“须将各口原修未竟边墙,作速修补坚固”,“须严敕督抚官遍阅已修者,增坚未修者,作速修完,务在实行.”对于各边粮饷,严嵩也很关心.嘉靖三十七年（1558）,大同地区丰收.严嵩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时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备半年饷.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二两才可得米一石耳.”对于倭寇问题,严嵩也发表过不少见解.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说：“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扩大统帅的权限.他认为,数年来东南战事不利,“皆本之铨曹及督抚诸司怀欺不忠,号令不一,寡谋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给总督胡宗宪的敕谕中宣布：“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将）、游（击）、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胡宗宪对平定倭寇海盗起了不小的作用,严嵩的信赖和扶植,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嵩在建储问题上的表现最得官僚们的称赞.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颙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这是严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说此论“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复请者,必“重加以刑”.史家对此事的评价却颇为公允.对严嵩素无好感的官僚徐学谟说：“嵩此论既虑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虑二王在外主势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世宗崇信道教,严讷、郭朴、李春芳、袁炜等人都因为善写青词而入阁,被称为“青词宰相”.严嵩也善于撰写青词,但他经历了多次官场上的权力斗争,对朝政自有一番见解,他是“政治宰相”而不是“青词宰相”. 盛极而衰严嵩的权势超过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个阁臣.他在位时,“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为父.其后,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其他官僚对严嵩的敬畏：“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残破.分宜当国妄奏寇平.时徐文贞（阶）为次相.其子仰斋入都,将谒分宜.文贞恐其应答差讹,商议两日夜,始参谒.分宜无他所问,惟讯江南倭寇若何.仰斋答云：‘势甚猖獗.’分宜不怿.文贞知之,率仰斋请罪,始释然.”严嵩对严世蕃的宠爱和放纵,几乎是有文必录.他以东楼（严世蕃别号）称呼儿子,这在明代恐怕没有第二例了.至于对家人,严嵩也并非一味放纵.有一个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佥事,严嵩家仆有不法者,加以笞责.后林一新入贺京师,严嵩对他“甚加敬礼”.但由于严嵩的权势过大,严府的仆隶亦成为士大夫结识的对象.管家严年号萼山先生,公卿“得与萼山先生一游者,自谓荣幸”.因此,对于严世蕃和严府家人的作为,严嵩当然是负有责任的.
傲慢态度
严重的是,严嵩的傲慢态度在世宗面前渐有显露.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这一年严嵩八十二岁,对许多问
《打严嵩》
题不能正常进行思考和判断,或许和年龄有关.如十月,永寿宫火灾,他请世宗暂徙南城离宫,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间被软禁的地方,这当然使世宗很不高兴.应付世宗本来就不容易,何况是垂老之人.严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亲信徐阶,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一次道教活动决定了严嵩的命运.世宗召徐阶推荐的方士蓝道行入禁中,常使预卜祸福.一日,严嵩有密札言事.徐阶事先通报蓝道行,蓝道行降神仙语,称：“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严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礼拜神仙的世宗对他究竟是忠是奸发生了疑问.正在一内侍处避雨的御史邹应龙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时机,上疏论严嵩父子不法状.结果,严嵩被勒致仕,严世蕃先是发戍,后以通倭罪被杀.籍没严嵩家,上报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但抄收上来的家产,不及十分之三.抄家牵涉面很广,“江右小民,疮痍数十年犹未复”严嵩回到江西,尽管他曾为家乡父老做过一些好事,却晚景凄凉,“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这是在隆庆二年（1567）,终年八十八岁.严嵩的诗文主要收在《钤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编为《历官表奏》,草敕被编为《直庐稿》,诗被编为《振秀集》等.唐顺之说他“于诗文,各极其工”⑥.杨慎称赞他“字字皆诗,句句有味”.这些评语或许太过,但严嵩的著作对于研究他本人,对于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别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无疑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