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怎样选择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李大钊是怎样选择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在学术取向上与马克思学术路径的契合

关于马克思的学术路径,列宁曾说,马克思进大学是研究“法学”,但“研究得最多的是历史和哲学”,“大学毕业后,马克思迁居波恩,打算当教授”,由于“当时政府实行反动政策”,使他“不得不抛弃做学者的志愿”.他在与黑格尔左派合作创办《莱茵报》并担任主编的工作中,“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不够,于是发奋研究这门科学”.此后,“马克思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和《资本论》（1867年出版第2卷）两书中,使这门科学革命化了”.
对照马克思的学术路径,我们看到李大钊与之实在有着惊人的契合.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也就是大学阶段（按：该校章程规定,“仿京师大学堂课程”,毕业时给予“分科大学出身”）,学的也是“法学”,对于历史和哲学也同样有相当的兴趣和研究.其后,在民初政争中他创办《言治》刊物,并也成为主编之一.由于现实的刺激,他毕业时也同样“感到政治经济学知识不够,”于是决心赴日本留学,并进入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科.如果说,马克思把主要精力转到“政治经济学”方面,是他最终完成伟大理论创造的关键；那么,李大钊把研究志趣转到“政治经济学”方面,也同样是他其后能率先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既然作为一门学说,人们关注它、理解它、运用它都需要有相应的条件.这种道理,鲁迅曾有生动的实事求是的评说.对于李大钊的那些理论文字,鲁迅说：“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他又说：“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以鲁迅的先进思想,对于李大钊的理论,只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即使虽为“伙伴”和战友,尚且并未“留心”与理解,更何况人们对于马克思“所执的业”!因此,李大钊拟“所执的业”与马克思的学术路径的契合,是他当时能率先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在人生境界的追求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之间的相通

李大钊不仅在学术取向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而且在人生境界的追求上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相通,是他率先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的最重要的条件和内在动力.李大钊人生境界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相通,最早表现于他在法政学校毕业后决定赴日留学的抱负当中.对此,他们同学郁嶷曾说：“君顾自视不足所储,更欲游学日本专究社会经济学,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羸弱者,归而造德蚩蚩,其志远而识阔,余与君又何克尼也.”
“研考民生凋敝之原”———这本是1843年以后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创立现代经济学的最根本出发点.在此研究基础上,马克思不但寻找出“民生凋敝之原”,而且寻找出一种能够从根本上“抑强横扶羸弱”、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学说.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理论创造过程中,始终都是处在追求真理、发现真理的艰苦思辨和不息奋斗当中,不管遭遇何种迫害与艰难险阻,他们都一往无前,矢志不移.在这里,他们的生命、学说和所发现、所追求的真理,可以说是完全融为一体的.而李大钊的人生境界与对真理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正是完全相通.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高度肯定文艺复兴以“人”为中心、为尺度的人本主义精神.1843年底至次年初,马克思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就曾以“人”的尺度作为一种真理标准.他认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还说：“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
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所发表的《民彝与政治》,也同样首先继承文艺复兴,明确地以“人”或“人性”（即文中所说的“民彝”）为中心、为尺度来作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和“真理”的标准.他说：“民彝者,吾民衡事理之器”；又说：“盖政治者,一群民彝之结晶；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也”.李大钊当时这种与马克思相通的“以人为本”的思想,而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是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之上的,对于英国弗兰西斯·培根,马克思曾给予高度评价,称之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李大钊也同样极其重视培根学说与追求真理的关系.他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就以培根的学说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偶像崇拜观念进行批判.他希望国人一定要理解培根的思想：“欲得真理之奥,必先破坏此四类偶像.”而所谓“偶像”,也就是人们“先入为主之偏见妄想”.其后,他坚称：“余信宇宙间有唯一无二之真理.此真理者,乃宇宙之本体,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又说：“真理乃自然的因果的,宗教传说乃神秘的迷信的.故吾人与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苏,不如信真理.”在此,李大钊已真正确立对于任何一种学说和思想文化鉴别与弃取的理性标准,其中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
在反动势力时时都在扼杀人们对于真理探索的旧中国,1917年春李大钊庄严宣告：“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他表示：“苟其言之确合乎真理,虽一时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前者则幸免于自欺,后者则已陷于欺人.以言违时之弊犹小,以言惑世之弊乃无穷焉.”他决心为了达于真理,“虽或见阨于社会,仍可自信于良知”.这就是说,李大钊也像马克思那样将自己的生命与真理融为一体,实现人生境界的根本升华.
李大钊在学术上与人生境界上,比当时的其他任何人都准备好了接受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条件.所以,一旦面对十月革命吹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之风,李大钊就率先地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即使在敌人法庭上也“承认崇信不讳”,以至英勇献身,也就是完全必然的和自然的.因此,那种认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盲目”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李大钊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科学态度特别是他那普罗米修斯和布鲁诺的伟大精神,应该永远鼓舞和激励我们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