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货币主义的主要观点与现代货币主义有什么不同

古典货币主义的主要观点与现代货币主义有什么不同

货币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现代货币主义发展到了高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货币主义的发展,西方经济理论界又出现了“新货币主义者”（托宾称之为“二号货币主义者”,或被称为“理性预期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尼尔•华莱士（Neil Wallace）以及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等.该学派作为货币主义的延续与发展,采用并发展了西方学者穆思于1961年提出的理性预期的观点,形成了一系列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相反的说法.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一系列说法大体与凯恩斯出现之前的传统经济学相一致,从而将西方经济学恢复到传统的被认为是“古典学派”的状态,所以,理性预期学派也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货币主义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新古典主义者坚持货币中性论.“货币中性”是货币数量论的简述,即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仅影响经济中的价格水平,而不影响实际的产出水平.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等人把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原理,如市场出清、理性预期、自然失业率假说和只有实际变量才至关重要等理论应用于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得出了有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即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中也不能够系统地影响实际产量.
　　弗里德曼认为,从表面上看,“滞胀”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政治与制度的安排”,即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存在一个自然率的水平.正是国家的干预使得通货膨胀不可预测,才造成了“滞胀”.弗里德曼的滞胀理论,是以自然失业率假说为基础的,而自然失业率赖以成立的前提,是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基于“预期”而对自己经济行为的调整,是使“自然率水平”得以恢复和维持的重要保证.弗里德曼的这一思想,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理性预期主义者认为,一切货币增长都是可预期的.且可预期货币的增长是中性的.只有不可预期的货币增长能对实际经济发生影响,而“不可预期”事实上又不可能,因此,“货币增长率规则变动”是货币政策的唯一可行之策.承认预期货币增长变化所引起的货币中性,事实上否定了货币政策的能动作用,为弗里德曼“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充足的理论依据.
　　总之,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论、适应性预期错误论以及对凯恩斯主义的“微调”政策的反对方面,可以看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倾向性：一方面,理性预期学派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沿袭了货币主义的道路,但又比货币主义更具有经济自由主义色彩；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以更大的步伐回归到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的“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
　　然而,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对宏观经济分析的发展上可以看出他们对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综合.卢卡斯、萨金特曾揭露凯恩斯主义模型经历了“大型的经济计量的失败”.巴罗也把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声望受到很大损失归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消失.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古典关于菲利普斯曲线呈现垂直的观点已经取胜,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供给方面冲击的影响正被编入主流模型中.这样的发展导致凯恩斯主义模型的“经验方面的复兴”.因此,货币主义的影响被吸收到现存理论框架内,它导致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综合.哈里•约翰逊早已预见到这一发展,他指出：“货币数量论者已经开始把他们的努力扩展到联立方程的建立和经济关系的估算.这样做,他们已经同他们的对手凯恩斯主义者在方法论上作了重要的调和”然而,这样一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对宏观经济分析的发展却起了戏剧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