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格重要性的例子?

关于人格重要性的例子?

个人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人格研究的重要性.
KGB
个人在历史中能扮演什么角色?个人的个性是否又能影响历史?
历史研究中的一种观点是认为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历史是人类的集体创造,而非一两个英雄或领导人物的创造；另一方面,不同的领导在同一历史事件中的差异是不大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不过是消极地对周边的环境和情势做出反映,斟酌各种因素,然后进行合理的决定.因此,不少研究历史的人,往往会忽略个人的因素,而对历史、政治事件的解释,严肃的史学家也往往从大的社会背景、结构上着手：譬如研究中苏在毛·赫卢晓夫时代的矛盾,都从大的政治语境和意识形态入手,而忽略毛的个人心理因素,把它从研究的议程(research agenda)中剔除出去,这个选择一是因为前述说的对个人因素的忽略,另一是因为个人心理分析往往难以证实,带有严重的主观成分,因此似乎不能登入打扮成严肃的、客观的社科分析的大雅之堂.
直觉和常识告诉我们,不同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性格和人格差异,存在对人性和世界的假设的差异（譬如有的人把世界想象得特别阴暗,十分悲观）,有着知识面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差异,从政时有不同的取向和追求（譬如有人的追求对自己信仰的正义价值的实现；有的人追求权力；有的人追求在历史上为自己留名,诸如此类）,同时有不同的决策结构：有的人权力大一点,甚至像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独裁；有的人的决策智囊团强一点,帮助他取得更多的信息以供决策.
因此,不同的人,因其知识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差异,对同样的客观形势会有不同的感知)perception)和理解.我们说,这些观察往往都是主观的,受个人的意志影响.诚然,不同的领导人在经历同样的历史事件时,他们遇到的客观环境不同,但是他们的感知往往存在差异,而这些感知往往会影响他们的决策,并且带来后果.此外,由于人格及个人习惯存在差异,不同的人有着同样的感知时,也恐怕会作出完全不一样的决策.譬如社会、政治心理学中划分出一种政治人格对立,叫做调和式的人格和好战式的人格的对立(conciliatory personality vs belligerent personality).调和式的人格倾向于在大多场合和情况下对对方妥协,寻求调解；好战式的人格在同样情况下则不愿与对手妥协、不愿放弃、不愿让步,和对手抗争,甚至会采用过激的行为,在客观上起到激化矛盾的结果.我们说中国现代政治上的一对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前者更接近好战式人格,后者更接近调和式的人格.当然,他们并非绝对的好战者和调解者,只是存在一种比较一致的大体倾向：某一种式样的人格特征能更准确地描述他在许多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特征.
不同的人格会影响决策,一个好战式的人格和一个调和式的人格,对待敌人的立场便会不一样.因此毛有大鱼吃小鱼,消灭异己,将对方合二为一之说；建国后的毛在哲学更不同意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矛盾论,不同意合二为一的说法.所谓合二为一,就是新出现的“一”,应该同时有两个组成者的特色.毛更主张大鱼吃小鱼,如同***吃掉国民党一样,由一个因素消灭另一个因素.这也反映了他在建国后的斗争哲学,并且他在文章和讲话中明确地把这种斗争策略上升到哲学高度,对正统矛盾论进行了批判.相比之下,若是由周恩来执政,对于敌人他会更能妥协、调解,寻求共同点而非差异,而尽量不激化和扩大矛盾.若赋予他们两人同样的权力,那么面对同样的形势,面对同样的“敌人”,他们的决策必然会存在有系统性的差异.
因此,研究人格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人格的目的是更系统地、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的心理特征,从而分析和预测他的行为.研究人格,也能揭开一些历史事件的外幕：如过去我们谈论中苏矛盾,是强调两国在政治、经济和组织政策理解上的差异,矛盾是有深层次的、不可调和的制度根源的.而实际上耐心的读者可以通过毛对共产国际、对斯大林以及对自己在解放后一些经济政策和党内组织问题上的观察和感知,了解到他对赫鲁晓夫可能存在的心理.这种个人心理矛盾被外化(externalise)到更广义的政治上,然后以公众利益或者像意识形态、政经制度这样的宏大事物的名义下对之合理化(rational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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